失敗的自治話柄和古老的大一統難題
20世紀20年代初，自治運動中的湖南，在青年毛澤東筆下，叫做“湖南共和國”。一度相當熱鬧的聯省自治運動，在湖南自治運動的時候，達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憲法(低調一點的叫自治法)，在全省範圍認認真真地實行省議會選舉。雖然在當時的條件下，多數為農民的選民們未必真的明白選舉的意義，多數人實際上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誌投票，但選舉的競爭卻是實實在在的，民治雖然未必實現，紳治卻沒有問題。執掌湖南大權的軍人是以省長趙恒惕為首的一幹赳赳武夫，心甘情願地讓出權力，硬著頭皮接受議會和媒體的監督。一時間，省規模的議會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樣。
然而，好景不長，湖南的自治還沒有搞出名堂，就在內外夾擊下流產，隻在曆史上留下了一個話柄。以聯邦製為特征的製度實踐，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聯邦製，或者說當年的聯省自治，換到中國的語境，就是一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總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但是中國這麼大，地區差異之大，超過歐洲各國之間的分別，不想一個辦法解決地區差距和政策一統之間的矛盾，在政務的操作上總是麻煩，有時甚至會導致致命的危機，製度上也容易導致官僚機構的膨脹。20世紀20年代的聯省自治主義者，其藍圖的背後往往都有一個美國的影子。他們認為，美國成功地既兼顧了各地的差異，又保持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所謂強地方和強中央的強強聯合。他們聯省自治的理想，目的就是要使中國變成美國那樣。在他們看來，一個實行共和製的中國，這是唯一自強之路。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時的聯省自治是清末以來地方自治的延續。太平天國的農民造反，給地方鄉紳重新活躍起來提供了機會;而隨後到來的督撫專權，在活躍的地方鄉紳政治支撐下，演出了晚清地方主義的活劇;清末新政，又給登上政治舞台的鄉紳們的活動，披上了現代性的外衣。北洋時期，人稱“軍紳政權”，其中紳的份額，本身就含有地方自治的內容。這種自治雖然還隻能說是“紳治”，其間雖有新的城市居民參與，但紳的色彩還是主基調。20世紀20年代的省自治，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在當時醉心聯邦製的學者看來，美國的聯邦，是由地方自治自下而上結合而成，而當時的中國，也已經有了多年地方自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