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非常不湊巧，這種製度實踐的當口，中國恰好不存在一個強的中央政府，現實是各地軍閥割據，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政治情景中，中國的各個地方，已經在事實上獨立，中央政府不過是個名義政府而已。雖然，有心問鼎中原的軍閥都幻想武力統一，隻圖自保者則傾向維持現狀，但國家事實上的分裂以及由此帶來的戰亂和貧弱，卻一直是觸目驚心的現實。這樣的現實，顯然背離清末以來醉心西式政體變革人們的初衷，背道而馳。而對聯省自治感興趣的，既有飽受戰亂之苦地方的鄉紳和民眾，也有那些力求自保的地方軍閥，後者的作用更加明顯，盡管他們的主觀動機未必僅僅是給自己的割據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但他們既行的割據現實，卻大大削減了自身行為的可信度，讓聯省自治從一開始就蒙上受人質疑的陰影。反過來，那些醉心聯邦製的學者，也隻能依托那些有誌於此道的軍閥，否則，所有的設想都隻能是紙上談兵。這一切，似乎使得聯省自治的實踐，跟藍圖背後的美國離得很遠，甚至有點像是緣木求魚。
所以，盡管聯省自治的設想不無見地，而且熱衷於此道的軍閥，諸如陳炯明和趙恒惕諸公也不乏保境安民和製度變革的良好願望，但是，他們的實踐卻一直被人詬病。很不巧的是，由於這個實踐，在曆史順序上緊接後來的國民革命，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首先是要掃平當年的叛軍據點惠州，而自治的湖南又是北伐的第一塊絆腳石，因此，在革命話語中，兩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麵教材，墮入萬劫不複的曆史深淵。
當然，即便聯省自治主義者當初沒有碰到如此的尷尬，他們的聯省自治，也未必能夠真正實現。外部的環境不允許，來自外部的壓力相當大，就像陳炯明難以克服孫中山的反對，趙恒惕的摯友吳佩孚也是湖南自治的死敵。但是內部的離心、地域的歧見，同樣難以解決。陳炯明的勢力來源是惠州，那是個跟珠三角地區文化差異相當大的地區，隻要他當家，來自珠三角和瓊州的勢力就不服帖。同樣，同一個湖南，湘北、湘南和湘西，相互之間地域文化差異之大，不啻兩個省份。在湖南的自治過程中，趙恒惕費盡心機，也難以擺平各地軍閥，尤其難以對付來自湘南的唐生智。自治必須裁兵，裁誰，不裁誰，麻煩無窮，沒有了局，以至於不得不出兵湖北，為省內的軍隊尋找糧餉之地，結果很嚴重地傷害了自治。而自治的最後結束，也是和湘南的唐生智決裂的必然結果。湖南的自治，最後在南北兩大勢力夾擊下，分裂成擁南和擁北兩塊，刀兵相見。一個以和平建省為目的的製度實踐，卻以最悲壯的內戰悲劇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