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曾經說過，“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我們不知道她是否在近三十年的晚年寂寞中感受到了快樂？“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有些淒涼。”
1．第二次返港
香港大學複校的消息傳來，張愛玲就寫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學去詢問能否繼續因戰爭而中斷的學業，很快香港大學校方就答應了她。
在她考慮出走香港的時候，她不知道夏衍正在為她的事著急。夏衍一直很關心她，想為她找一個工作，使她繼續寫小說和電影劇本。那時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剛剛成立，身為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和文化局長的夏衍兼任所長，副所長由柯靈擔任。
夏衍對柯靈說，張愛玲是個很不錯的文藝人才，想請她來所裏當專業編劇，但是眼前又有人反對，原因當然是張愛玲的政治問題了，隻好稍等待一時。
但柯靈還未來得及把這個消息告訴張愛玲時，就聽說她已經離開大陸去了香港。夏衍聽了，一片惋惜之情，卻又不置一詞。
是啊，這樣一個難得的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損失，但欲留又如何能留住呢，即使留下來，以後能否繼續寫她的小說都很難說，但夏衍還在考慮怎樣為國家挽回這個損失。
她當初走的時候，內心是很淒惶的。文華影片公司的老板吳性栽與唐大郎、龔之方想為桑弧和她撮合親事，他們二人幾度合作，非常投契。桑弧又未婚，人也忠厚，更難得的是他對張愛玲劇本情調把握得準，她的劇本隻有桑弧能導好。
但當龔之方對她提起此事，張愛玲默默無言良久，隻是搖頭、再搖頭、三搖頭，意思是叫他不要再說下去了。她無心久留，要去遠方了。她擔心夜長夢多，因此，她對誰也不說，隻有和她朝夕相處的姑姑知道。
臨走前，她與姑姑相約，為避免以後的麻煩連累姑姑，一走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愛玲保存，這些東西在日後恐怕也是麻煩，不如帶走的好。這樣，相依為命的姑侄二人就從此訣別，永遠沒有了相見的一天。
灑淚告別姑姑後，她一人由上海到廣州，再由廣州乘車到深圳，通過羅浮橋，對麵就是香港了。
通過海關檢查時，她內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證上用著化名，海關檢查人員大概是她的《傳奇》和《流言》的忠實讀者，記得她照片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她，就問：“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張愛玲一驚，不知該怎麼回答，隻是戰戰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她緊張到了極點，生怕被扣下來。
誰知那人竟非常和藹地笑了笑，不再檢查就放她過去了。香港照例還是陌生的，陰濕、鬱熱的異邦人的天下，舉目無親地生活在這繁華的荒漠中。
她是人生的獨行者。生活上是這樣，文學上也是這樣，獨來獨往，無所歸依。她沒有了家，也沒有了國，自由而孤獨地飄向海外，這是她個人的悲劇性格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既然命中注定要孤獨地漂泊，她也就得沿著這條陌生的歧路，走下去。
於是，張愛玲離開上海到香港。至此，張愛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陸生涯，留下傳世精品《傳奇》與《流言》，並一段短暫姻緣，又開始了她的旅外生涯。
對於20世紀40年代“橫空出世”的張愛玲來說，她的創作高峰僅有兩年，精品也僅有幾部。由於她的別才別趣，又沒有要成就大業的雄心，又由於現代文學較豐富的文學內容，還由於解放後的種種運動都使文學與政治緊密聯係，張愛玲在現代文學史上如同流星劃過，不曾在大陸得到過更高的重視。
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對現代文學史很有研究的學者們，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認為張愛玲僅是一個三流作家。從政治傾向上來看張愛玲，她是入不了“流”的。
如柯靈曾經替她安排過，“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20世紀30年代的革命文學，主流是階級鬥爭；抗日戰爭時期，主流是抗戰文學，除此以外，皆不能入流。
扳著手指算算，偌大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是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讓她大顯身手地肆意揮灑對文學的狂喜的享用。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文化遺產的享用和對廓大人生的享用。
於是，種種原因，張愛玲的文學生涯隻有輝煌的兩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對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的評價，確實是一個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曆史終會做出結論。
1952年7月，張愛玲第二次來到香港，但這一次和上次的心情卻大不一樣。 香港照例是陌生的，但她不怕，已習慣這陌生的世界，陌生中又有自由。
香港的碼頭，人流熙來攘往，生生不息，但香港似乎缺少一些“定下來”的氣質，香港的繁華是極端日常化的，但又過於興奮，大大的廣告牌，層層疊疊，高低起伏的山，壓迫著而來。香港更像是一個奇幻的世界，因為太過奇幻，反倒給人不真實感。
如果說北平是一首詩，上海是一篇散文，香港則是一部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讀下去，會給人一種透支感。香港的一切都顯示出忙碌的景象，香港人忙著賺錢，忙著生存，他們的腳步是匆匆的。
張愛玲的文藝，跟香港比，顯然太慢了，她的工筆細描，在香港的工業化麵前，變得可有可無。再加上難民湧入，一切都變得很緊張，不那麼容易。
在香港，張愛玲活得並不輕鬆。她沒有固定收入，住在女青年會（YWCA），時不時還有“不速之客”來造訪，讓她驚慌不已。
不久，她搬了家，住進了一間小房子，沒什麼家具，連書桌都沒有，隻能在床邊的一張小幾上寫作。
她也不添置東西，連書都不買，好的書她寧願借，因為“一添置了這些東西，就仿佛生了根”。四顧茫茫，大家都是過客，點到為止，及時行樂。
愛玲是有難民意識的人，她喜歡簡單、迅捷，拎包來，拎包走。她知道這裏不是她的家。愛玲還是想從文學上謀出路，因為當年在上海，她就是靠一支筆殺出血路，進而雲蒸霞蔚，風光萬千。可此一時彼一時，當初張愛玲寫《到底是上海人》，末尾一句不忘“巴結”一下上海的讀者。
的確，上海是相對成熟的市民社會，有張愛玲的潛在讀者，孤島的環境，又保證了上海相對安然的閱讀環境。可香港就不同，當時浮躁的香港社會沒有張愛玲文字的位置，她必須想方設法謀生。
在香港，張愛玲的工作是迫切而緊張的。此時的香港與她寫《燼餘錄》時的香港不同，那時的香港縱然淪陷，但之於愛玲，卻是鮮活生猛的，哪怕缺吃少穿，也有種“隔”的快感。
戰後她還跟同學瘋狂地去街上找一種香港流行的蘿卜餅來吃。但如今不同了。生活好像一隻黑黑的大狗，探著濕濕的鼻子，直頂到她臉上來。她不能不作出反應。
張愛玲是借口“複學”來香港的，她也的確去港大登了記，隻不過讀了不到一個學期，終於“輟學”——她讀不起書了，36歲的張愛玲眼下最需要的不是校園生活，而是賺錢，活下去，謀文學出路。
她去了一趟日本，沒什麼好運氣。回到香港後，她走投無路，找到了一份糊口的事——做翻譯，為美國新聞處效勞——那時候美國新聞處正在大肆招兵買馬，宣揚“美元文化”，網羅了四五十位作家為其服務，張愛玲身在其中。
張愛玲的翻譯生涯落在一個“硬”字上，拿人錢財，為人辦事，翻譯工作沒有主動性，上頭有指示，她就必須譯。喜歡的要譯，比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不那麼喜歡的也要譯，比如愛默生選集、華盛頓·歐文的《睡穀故事》。
求生的迫切催促著張愛玲低頭苦幹，她自己也說：“我逼著自己譯愛默生，實在沒辦法。即使是關於牙醫的書，我也會照樣硬著頭皮去做的。”
譯華盛頓·歐文的小說，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社會自有它的條條框框、遊戲規則，張愛玲走進去，被捆束住也在所難免。
張愛玲也寫作。在新聞處的“授意”下寫，寫《秧歌》，寫《赤地之戀》。尤其是《赤地之戀》，寫得並不順利，因為是命題作文，張愛玲的藝術觸角無法充分伸張，她覺得自己好像拚命替一個又老又難看的婦人打扮——要掩掉她臉上的皺紋，吃力不討好。
“英文《赤地之戀》，寫到bedroom scene（床戲）我就寫不下去，好像都那麼hackneyed（陳腔濫調）！不知道英文中這類東西應寫到哪裏為止，所以想看點From Here to Eternity，Bhowani Juncion之類的小說。”
倒是一些細節，生動活潑，是從生活提煉出來的，但也隻能是碎錦，影響了藝術的完整性，屬於“舊瓶裝新酒”，吃力、冤枉。
張愛玲說：“我來到了香港，寫作的速率已經打破自己的紀錄。”“住在女青年會時，從朝到晚寫，一天十幾個小時。”她在透支自己的才華，委曲求全換生存，事實上，在不久的將來奔赴美國的道路上，美國駐港新聞處也幫了她大忙。
她用才華賭明天。寫作也有快樂，每寫完一章愛玲往往陷入狂喜，恨不得立刻打電話告訴朋友，可惜天還沒亮，不好擾人清夢。快樂一會兒就沉了下去，隻好繼續寫。
兩部小說一出來，果真成了美國新聞處“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秧歌》寫“土改”、大饑荒，《赤地之戀》也寫“土改”，攻擊力度仿佛文化導彈，一舉成為“綠背小說”（泛指當年直接或間接得到美國資金援助的一批小說）的代表。
可作為一個寫手，張愛玲是悵然的，在她的著作群中，她尤其對《赤地之戀》不滿意：“《赤地之戀》是在委托(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
《赤地之戀》的曆史背景跨越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等曆史階段，以劉荃與黃絹的戀愛為主線索。主人公劉荃在大學時代本是有政治理想與抱負的革命青年，畢業後被分配到華北農村去搞土改。
在這裏，他看到許多令人觸目驚心的現實：“土改”批鬥地富，但村裏地主富農不夠數，為了完成上級的指標，把有些本不屬於地富成分的中農也抓起來鬥爭，他的房東唐占魁是個中農，忠厚老實，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劉荃根據上邊政策認為他不會有問題，但是唐占魁受到嚴刑逼供，最後被槍斃了。
劉荃覺得很負疚，但也無辦法挽救，而且他還得隨人一起參加對唐占魁的行刑。經過這一番打擊後，他的理想破滅了，深感痛苦，與對現實同樣不滿的一位善良女子黃絹相愛，找到一點安慰。
土改之後，他又被調去從事抗美援朝的宣傳工作，這裏他更看透了現實的黑暗與醜惡，對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成為一個尋歡作樂的人，和穿著列寧裝滿口革命語錄內心卻情欲橫流的女幹部戈珊軋上了姘頭。
黃絹的到來使他又重新振作起來，就在這時，“三反”運動又開始了，劉荃無緣無故地被牽進了他上司的案中，被抓起來關進獄中。
戈珊想出一個“一石兩鳥”的毒計，抖出張勵為劉荃開脫罪責，又拋出毒餌讓黃絹上鉤。黃絹為了能救出劉荃的生命，迫不得已滿足了一個權要人物的獸欲，以犧牲自己的肉體保住了劉荃的生命。
劉荃出獄知道後，痛苦萬分，對共產黨無比憤怒，他主動地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想在戰爭中忘掉這一切，戰爭中他被美軍俘虜了。
到了遣返戰俘時，他本來可以選擇到台灣定居，但卻選擇了回大陸這條路。“他並不指望再看見黃絹，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換來的，他總覺得他應當對她負責，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怎樣“善用他的生命”，怎樣才是“更好的用途”呢？張愛玲在結尾寫道：
他要回大陸去，離開這裏的戰俘，回到另一個俘虜群裏。隻要有他這樣一個人在他們之間，共產黨就永遠不能放心。
他知道反共戰俘回去是要遇到殘酷的報複的，但是他現在學乖了，他相信他能夠勝利地通過這一切，回到群眾中。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會永遠是一個人。一萬四千的戰俘的堅決與勇敢給了他極大的信心。
毫無疑問，這些近於煽動人們反共情緒的話一定是美國新聞處官員的“授意”所在。張愛玲這部小說最失敗之處也就在於這裏。
《秧歌》寫的是農村題材。一個在上海幫工的女工月香，回到農村的所見所聞，皆與事實不符。“土改”後的農民們，雖然擁有地契而喜悅，但仍然不能維持溫飽。以至被逼給軍屬交錢拜年，而鬧成夫妻爭死、放火燒倉的悲劇。
很顯然，這種題材不僅是張愛玲所陌生的，從根本上也是捏造與歪曲的。離開了真實性的“傳奇”，除了虛假和蒼白，是沒有藝術生命力的。
《赤地之戀》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識的片麵而命題作文的。小說寫了新中國成立後的幾件大事，從“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這三次重大運動，在張愛玲的筆下，皆為“出賣”農民，“出賣”學生和知識分子，“出賣”基層幹部的幕幕騙局。
對於這種政治傾向性的小說，張愛玲顯然是捉襟見肘，她僅是體習了一下舊藝，結果連自己也給予了很低的評價。
張愛玲的解釋是《赤地之戀》是在委托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
《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偽，描寫的人、事、情、景全是憑空捏造，因此，便無藝術可言。所以，張愛玲應召而作的兩部長篇，不幸被迅雨的話所言中：“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
但因為這兩部小說，尤其《秧歌》，張愛玲卻認識了胡適，並因此結下了友誼。
在香港期間，張愛玲深居簡出，連舊時文壇之友也不會見，社會上的傳言也少，她已還原為一個平實的居民，默默無聞地生活在曾讓她經曆戰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裏，卻沒有傳奇性的新作問世。
2．遠走美國
1955 年秋，張愛玲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離港赴美。到碼頭送行的隻有宋淇與鄺文美夫婦二人，要離開這一對知心朋友的時候，張愛玲才真正有點舍不得。
依依惜別後，船上遇見了上海本地人，她沒有一絲親熱感，還心心念念地想著這對朋友，一到日本，立即給宋淇夫婦寄了一封六頁紙的長信，說：“別後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離開香港時的快樂剛巧相反，現在寫到這裏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
張愛玲到美國時，她的好朋友炎櫻已經移居美國生活很長一段時間了，張愛玲一到紐約就與炎櫻在一起，仿佛當年同在上海似的。
炎櫻認識的一個朋友在紐約職業女子宿舍住過，通過這個朋友的介紹，張愛玲就暫時住進了這所由紐約救世軍辦的職業女子宿舍。
救世軍是基督教新教辦的社會活動組織，常在下層群眾中舉辦慈善事業。紐約的救世軍是救濟貧民出了名的，這裏幾乎成為貧民收容所。
這個職業女子宿舍臨時收容了許多貧民、孤兒、酒鬼、無賴，又髒又亂，餐廳裏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作中尉、少校，代斟咖啡的是常醉倒在包艾裏（The Bowory）的流浪漢，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蒙蒙地，有氣無力地靠著咖啡爐站著。
連住在這裏的年輕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嗤笑。張愛玲混跡於這些人中，真是不習慣，但新來乍到，也沒有辦法，好在常與炎櫻在一起玩， 多少減輕一些落魄之感。
到紐約後，張愛玲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去拜訪她心儀已久幾度通信的胡適之先生，去見見這位對自己獎掖有加的文學先輩。
那是1955年11月上旬的一天，張愛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進胡適住的公寓樓，邁入胡家房門，見了首次見麵的胡適夫婦，聽了初聞其聲的胡太太的安徽國語，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識，親切如舊。
她麵對胡適夫婦，自然想起曾經讀到的對他們這一對幸福的舊式婚姻的那些評論，也可能會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張愛玲在13年後發表的《憶胡適之》(香港《明報》，1968)一文中，在記述這一次“訪胡”之後，有兩段共近六百的拉雜文字，從“喝著玻璃杯裏泡著的綠茶”，到“胡適之這樣年輕”！張愛玲雖然未加說明，但看上去，倒的確很像那天張愛玲與胡適夫婦閑聊的內容。
對於這天張愛玲的拜訪，胡適的日記裏沒有留下內容。不過，過了沒幾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適回訪張愛玲。
胡適與張愛玲還是世交，他的父親與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有過交誼。張愛玲的母親與姑姑又很崇拜胡適，也與胡適有過一麵之交，以前和胡適同桌打過牌。胡適自此對張愛玲由愛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親近。
而後張愛玲又一人去見胡適，這次是在胡適的書房裏——上一次應是在客廳。她參觀了胡適的書房，這位大學者的書房裏沿牆一排頂天立地的書櫥，全是一遝遝夾著許多零亂紙片的文件夾，顯然都是胡適做的劄記，她覺得他的書房有一種鋪天蓋地的壓力，看著就覺得心悸。
這次沒有了慈祥的胡太太與活潑的炎櫻，張愛玲拘謹起來，結果麵對胡適“如對神明”。隻能聽“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對胡適挑起的話頭，她竟不能應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