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隻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隻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鍾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通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閑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原載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語絲》周刊第九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