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跡，也沒有懷著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隻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這集子裏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隻有書籍的序引，卻隻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裏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麵，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隻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麵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隻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並記。
①原文為《三閑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