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一）農村的呼喚中國有8億農民，分布在約70萬個行政村，400萬個村落。多少年來，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構成了華夏泱泱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一道亮麗風景。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生活著，也掙紮著。由於自然環境的差異以及經營組織方式的不同，農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準千差萬別。有的農村富足，有的農村貧窮；有的農民闊綽，一擲千金，有的農民仍在為溫飽問題發愁。即便是自然條件相同的村莊，也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前景，有的成功了，邁向了小康；有的卻成了“問題”村莊。
我們必須認識農村，了解農村。農村是真實中國的一個縮影。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村子，但村子的一些共同特征卻深深刻在了腦海裏：村裏的年輕人日漸稀少，隨處可見老人帶著孩子；從外麵源源不斷拿回的錢，卻撐起了村裏一座座風格突兀的新樓房，而這些房子因少人居住而房門緊閉；村裏公共設施和公共生活日漸稀少，公共衛生條件極差，垃圾遍地或塵土飛揚；一到晚上，缺少人氣、沒有路燈的村莊更顯得寂靜空落……這是在急劇變化的社會轉型期，中國很多鄉村的“標準圖景”，這樣的圖景不禁引發了我們的共同思考：中國鄉村的競爭力在哪裏？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位教師梁鴻在其報告文學裏《中國在梁莊》就描述了這樣一個村子，該作品獲得2010年《人民文學》年度非虛構作品獎。梁鴻認為，梁莊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當代農村的普遍命運，梁莊經曆的變化也恰恰是鄉土中國與現代性衝突的縮影。但對於這種衝突本身，她暫時也給不出任何答案。梁鴻希望讀者能夠因為她這本書，而對“我們的社會、文化與現代化進程多一個思考的維度”。鄉村是否真的就適合用全球化、現代化的模式來發展呢？將“熟人式”“家園式”的鄉土文化模式，替換成“陌生人式”“個體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會不會過於絕對化？我們在追求發展的同時是否應該考慮到這片土地的根性呢？這是梁鴻的困惑，也是她留給我們的思考。
當然也有一些在經濟指標意義上取得成功的村莊。韓村河就是一個典型。北京市房山區韓村河由“寒心河”發展到全國首屈一指的“首富村”，其經驗就是：找準發展方向，抓住發展機遇；完善產業鏈條，促進協調發展；實施人才戰略，實現以才興業；樹立創新理念，推動持續發展。走出一條“以房地產為龍頭，以建築施工和工業項目為龍身，以三產為依托，集體經濟全麵發展，村民共同富裕，三個文明建設顯著提高”的發展道路。
目前農村競爭力格局的整體形勢令人擔憂。東、西部農村競爭力不平衡，區內的缺乏競爭。雖然當前對農村綜合競爭力缺乏係統全麵深入地研究，但我們可以從經濟競爭力方麵大致可以判斷一下。2002年第二屆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市）中，浙江有24個縣（市）入選，數量居全國各省市區第一；山東和江蘇分別有20個和17個縣市入選；實力最強的三個縣市依次為廣東的順德、南海和江蘇的江陰；進入百強縣的內地省份縣（市）隻有5個，其餘全部是東部省份縣市。2010年東部地區經濟百強縣有78個，中部地區16個，西部地區6個。由於國家出台一係列扶持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百強縣格局正在改變。
“空心村”現象、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裏？
（二）國家的召喚
國家對農業農村工作有清醒的認識。我國是個農業大國，也是個農業弱國，農民在全國人口總數中占有絕大多數的比例，農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全國處於最低階層。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全體農民走不上富裕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就是一句空話。
1978年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對迅速推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或大包幹“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製”，同時還說明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正式頒布。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