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北京大學校園，有一座宮殿式樓頂、融古典與現代於一體的建築坐落在未名湖畔，這座巍峨壯麗的建築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學圖書館。
如果從1902年京師大學堂在公主樓設立的圖書館算起，北京大學圖書館已經曆了109年的滄桑。在這漫長而曲折的曆程中，北大圖書館和北大一起，經曆了清王朝的滅亡、民國初年的動蕩、日本侵略者的戰火、西南聯大的困苦與輝煌、新中國成立後與燕京大學的合並……當然，北大紅樓時期是人們記憶中最值得驕傲的年代，李大釗擔任主任的5年，使北大圖書館成為中國第一座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成為中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
如今，北京大學圖書館已經擁有800多萬冊的藏書，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國內圖書館前茅。
在位於圖書館一樓南側的典藏部裏，保存著黨史界無人不知的八本珍貴的外文書籍，可稱是北大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這些圖書都是印刷精美的德文原版小冊子，封麵有橘紅、淡藍等顏色，每本書的封麵上，都有一枚“亢慕義齋藏書”的印章。印章是篆書，藍色，經曆了至少七八十年後依然十分清晰。這是八種極為珍貴的原版馬克思主義文獻，有列寧的《偉大的創舉》《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幼稚病”》，有季諾維也夫的《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德國十二天》、《舊目標新道路》，托洛茨基的《法國工人運動問題和共產國際》，蔡特金和瓦勒齊的《反對改良主義》，布蘭特和瓦勒齊的《共產主義在波蘭》。
封麵的下方，分別印有“漢堡共產國際出版社”等字樣。印刷出版時間分別為1920、1921及1922年。這都說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已經同共產國際的出版機構建立了聯係。
“亢慕義”，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譯，“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書齋之意，之所以用這樣一個名字，主要是為了躲避北洋政府當局的檢查和迫害。亢慕義齋是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設立的用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收藏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圖書室。
李大釗是研究會的核心和靈魂，經常和研究會成員一起探討問題，組織講演活動，或許是出於鬥爭策略的需要，他並沒有在研究會中擔任職務。研究會的成員，以北大學生為主，主要有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範鴻劼、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劉仁靜、張國燾等人，其他學校有個別人參加，都是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
五四時期大量湧現的進步社團，使各種新思潮在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得到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也因此被許多在五四運動中脫穎而出的骨幹所認同，並開始了初步改造社會的實踐。
1918年至1919年這兩年，是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期，也是李大釗從一個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階段，李大釗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晨報》副刊、《國民》、《新潮》、《曙光》等雜誌上發表大量評論時政、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廣大青年當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和深遠的影響。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中央公園發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講，在《新青年》5卷5號上發表《Bolshevism的勝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全世界的庶民，是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和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首次提出奉馬克思為“宗主”的布爾什維主義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12月，李大釗和陳獨秀共同創辦《每周評論》。
1919年2月20日，李大釗在《晨報》發表《青年與農村》，號召城市有知識的青年，以俄國青年為榜樣到農村去，同勞動階級打成一片。
3月，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這是迄今發現的較早反映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文章。
5月1日，李大釗在《晨報》副刊“勞動節紀念專號”上發表《五一節MayDay雜感》，首次提出“直接行動”是工人的“唯一武器”。5日，協助《晨報》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
7月，在《每周評論》和胡適展開“問題與主義”的爭論。
10月、11月，在《新青年》上分兩期連載《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
12月，在《新潮》雜誌發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個月後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上發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之間的關係和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原因。
在五四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張國燾對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獨特而巨大的作用是這樣回憶的：
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係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辛亥革命前後他在天津法政學校讀書，以及後來留學日本的時候，常是學生鬧風潮的領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時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極富有青年的熱情，所以能在五四運動中和許多青年融洽相處，他研究社會主義較早，五四以後日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並同情俄國革命，但從不排斥無政府主義和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活動，他與這些社會主義者保持著很好的關係，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書刊，並常與他們切磋。
李大釗通過發表的大量文章，以及與周圍的青年密切接觸，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到很大的引導作用，而隨著大家組織起來的願望日益迫切，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的問題自然地提了出來。
1920年2月，李大釗駕騾車護送陳獨秀去天津。回到北京後，便與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人反複醞釀，決定首先組織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1920年3月，他們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時間上說，這個研究會早於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因此被稱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是一個秘密團體，直到一年半以後，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才公開。對於研究會會員及活動情況，我們可以從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的《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中了解大概：
馬克思學說在近代學術思想界的價值，用不著這裏多說了。但是我們願意研究他的同誌，現在大家都覺得有兩層缺憾：（一）關於這類的著作博大淵深，便是他們德意誌人對此尚且有“皓首窮經”的感想，何況我們研究的時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礙，不消說，單獨研究是件比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業了。（二）搜集此項書籍也是我們研究上重要的任務。但是現在圖書館的簡單的設備，實不能應我們的要求；個人藏書，因經濟的限製，也是一樣的貧乏，那麼，關於書籍一項，也是個人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們根據這兩個要求，所以各人都覺得應有一個分工互助的共學組織，怯除事實上的困難，上年3月間便發起了這一個研究會。
現在我們已有同誌19人了，籌集了120元的購書費，至少要購備《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種文字的各一份，各書現已陸續寄到，並且馬上就要找定一個事務所，可以供藏書、閱覽、開會、討論的用。我們的意思在憑借這個單純的組織，漸次完成我們理想中應有的希望。
現在謹致意校內外的同誌們：盼望你們熱心的讚助，並歡迎你們加入共同研究，今將我們暫擬的幾行規約寫在下麵：
一、本會叫作“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
二、對於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都可以做本會的會員。入會手續，由會員介紹或自己請願，但須經會中認可。
……
列名啟事的發起人共19位：高崇煥、王有德、鄧仲（鄧中夏）、羅章龍、吳汝銘、黃紹穀、王複生、黃日葵、李駿、楊人杞、李梅羹、吳容滄、劉仁靜、範鴻、宋天放、高尚德（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範齊韓。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名發起人中，除高崇煥、楊人杞、範齊韓3人外，其他16人都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研究會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收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各種圖書。起初主要是從北大圖書館借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分別閱讀。為了有組織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鄧中夏等十幾人籌集了120塊現大洋，購買了第一批馬克思學說的著作，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又籌集了部分資金，由李大釗利用擔任圖書館主任的便利條件向國外購買。在蔡元培撥付研究會使用的兩間房子裏，建立了第一個係統收集、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室——亢慕義齋。
亢慕義齋成立時，已有英文書籍40餘種，中文文獻20餘種，基本上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主要代表著作，如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和《法蘭西內戰》等，中文圖書有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和李達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等。到1922年，其藏書已達數百種，其中包括德、英、日、漢等各種文本。
亢慕義齋位於景山東街的北大第二院，也就是馬神廟西齋宿舍。
據研究會負責人之一的羅章龍回憶說，蔡元培撥給他們使用的兩間房子很寬敞，應有設備齊全，火爐、用具都有，還派有工友值勤。擺放整齊的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還有兩個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貼有革命詩歌、箴語、格言等，氣氛莊嚴、熱烈。自分得房子後，大家歡呼雀躍，連日聚會，紛紛賦詩紀念。李大釗也和大家一起朗誦詩歌，表示慶祝。
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是宋天放的手書，取自陳獨秀和李大釗的詩句。上聯意指搞科學研究和幹革命，革命是準備坐監牢的；下聯意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裏，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李大釗稱南方人為南方之強，鄧中夏、羅章龍等很多南方來的同學則稱譽李大釗為北方之強，南方之強又加上北方之強，表示南北同誌團結互助、同心一德。這副對聯概括了當時研究會奮發圖強的精神。
“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號，反映了北京大學校內的鬥爭。當時的北大，是新舊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麵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如日東升；另一方麵，守舊、複古思想其勢猶熾，唯心主義、宗教思想也相當活躍。北大開唯心論的課，聽者不少，學生中研究印度佛經和老聃、莊子思想的人也很多，一些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介紹到中國來，可謂五花八門。蔡元培當時對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人懷有好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把馬克思學說立起來，就無法破對方，不破對方，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也樹不起來。
1920年10月，羅素到中國講學後，引起了一場大範圍的社會主義的大辯論。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利用這一機會，在紅樓一間大教室裏召開了為期兩天的大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分讚成與反對兩派辯論，邀請李大釗作為辯論會的評判員。據研究會成員朱務善回憶，李大釗說話聲音不大，又很沉靜，表現出一種高度自信心與堅定性，最能吸引聽眾的注意，使人悅服。會後，教室裏還擁擠著很多人，在那裏互相爭論，喋喋不休。有一位反對社會主義的北大學生說，李先生以唯物史的觀點論社會主義之必然到來，真是一針見血之論，使我們再也沒話可說了。李大釗的話引起大多數聽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此後不久，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增加到數十人之多。同時，其他各校也成立了這樣的研究會。
說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有兩個人必須提到。他們為研究會的發展做了很多工作，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不但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最早的成員，也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骨幹。他們，一個是主持亢慕義齋翻譯工作德語組的“翻譯家”羅章龍，一個是人稱“小馬克思”的劉仁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