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改土歸流的榜樣——那嵩，身為少數民族，卻一躍而入內閣中樞；滇省磨乃土官龍吉兆和龍吉佐交出世襲領地及土司印信，歸政中央，獲賞晉升。一為廣南巡撫，一調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龍吉祥則依然領安南都統使一職，經營在南掌搶來的領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勢，還是龍家為了後宮的龍兒添光加分，在沒有動亂的情況下，改土歸流沒有正式提出，也沒有大刀闊斧，看似順其自然，但也頗有成效。特別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來就靠近內地，勢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隻能無奈地交印交權，聽從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對待這些主動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財產，酌加賞賜，又或予世職，或給現任武職，使其雖無實權，但生活卻依然能夠富足。至於以後是敗是盛，便要看個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歸流的地區，官府重丈土地，廢除原來土司的賦稅征收製度，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征稅，五年之內數額又少於內地。這不僅大大減輕了原來土民所受的剝削，而且不給心懷不滿的土司煽惑民眾進行叛亂的機會和理由。
變化，到處都在改變，有的雷厲風行，有的潛移默化，但身處在朱永興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個國家內的民眾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這一點。
或許老百姓還隻是在計算著家裏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種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糧食，能吃幾頓肉；但有心的人卻漸漸意識到，傳統時代正在漸行漸遠，現在的皇帝正在走著一條不同於曆史的道路。
吏治、科舉、舉報監督、行政司法分離、地方政務公開……這些是對於為官為吏的，專業化的氣息越來越濃，不再是全能為官；七聖並尊，儒術雖未明旨貶斥，但獨尊的地位越來越鬆動，這是對讀書人的，皇帝的愛憎，恐怕是直接影響到他們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寬鬆的環境，從海上到陸地，商路極大地拓展，且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大大提升，隻要你遵紀守法，按章納稅，便不用擔心官府的刁難盤剝，且投訴有門；工場主有政策的稅賦優惠，借著市場的旺盛需求，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政府出台的《勞務法規》又使其有了監管和限製。
和平安定、輕賦薄役、機遇發展、公平透明……再夾雜著一係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規，構成了昭武紀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規模戰爭結束後的平和環境、恢複發展時期，國家的刑罰卻更加嚴厲，流放則是最常見的方式。
附清逆官、無良奸商、貪官汙吏、盜賊土匪，甚至怙惡不悛的地痞流氓，都被處於流放之刑。而流放之地從湄河兩省，現在又集中於婆羅洲。這是一種海外移民的方式，也是廓清國內社會秩序的手段。更深層的考慮則是將在各省陸續施行的《民用槍枝合法化》，使這項政策對社會秩序的副麵作用降至最低。
變化，到處都在變化，每個人都在適應，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
就拿坐鎮西北的晉王李定國來說，他位列親王，且是世襲罔替，身份尊貴如此，卻也要在朝廷不斷調整的政治、軍事結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跟上朝廷的新思路。
兵部尚書是不會再設了，取而代之的最高軍事決策機構將是軍事委員會，有陸軍總長、次長，海軍總長、次長，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再加上皇帝本人，共七人組成。李定國若入中樞，陸軍總長是十拿九穩；若他依然留任西北，則要起到擎天一柱的作用。
盡管與皇帝依然有書信來往，朱永興的口氣也親切尊重，但李定國在這件大事上卻不再敢堅持自己的想法。或者說，他隻是陳述，如何安排，悉聽朝廷旨意。
遠遠望著城下單獨招募番騎、胡人的所在，圍著人不少，似乎報名的卻寥寥。李定國輕輕搖了搖頭，家眷皆在塞外，部落頭領對牧民的人身束縛又很嚴密，皇上的想法雖好，卻不易收到效果。算了，騎兵招不到，招到些伺弄馬匹的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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