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星。
曾國藩平生，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唯對一人，心存歉疚，認為“餘平生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這個次青，便是平江才子——李元度。
因此，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曾國藩給清廷上了一道意味深長的奏折：今幸金陵克複，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竊異數，前後文武各員無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其沒者尚有數人懷不瞑之恨，臣均對之有愧，不得不略陳一二。
曾國藩在寫這篇奏折時，眼前一定會浮現出當年自己與李元度從最初相識、詩文唱和，到攜手練兵、患難與共，後來卻公開決裂、分道揚鑣的一幕幕情景……想當年，曾國藩練兵之初，處境頗為艱難窘迫，就連郭嵩燾、劉蓉等老友都避而不見，唯有李元度不離左右，共度危局。兵敗靖港時，清廷革了曾國藩的職，李元度冒死上奏，為曾大帥申請到“專奏權”，繼續保持了同最高層的聯係，日子才好過起來。為此，曾國藩曾發誓“三不忘”，並欲兩家“締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負義之心”。
然而，白雲蒼狗，世事難料，誰能想到，若幹年後曾國藩回報給這位當年共曆時艱、生死相托的朋友的，卻是兩次重重的彈劾：第一參，李元度被撤職返鄉；第二參，他更是險些被貶到大漠邊關……是曾國藩薄情寡義，還是李元度咎由自取？曾李之間一波三折的關係至今仍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熱門話題之一。
但正如台灣近代史專家王爾敏先生所說，“人物關係之變化，為曆史發展隱麵之重要線索，往往隻見表麵史實轉乘之突兀，無以明其因由。實則其複雜之隱麵線索，在隨時發生支配力量，以左右其表麵之結果。此史家必須作深一層發掘之一方向也。”因此，要想弄清楚曾國藩與李元度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還得追本溯源，從曾李二人最初的來往交集入手。
李元度，字次青，又字笏庭，道光元年（1821）出生於湖南平江縣爽口鄉沙塅村，四歲喪父，家境貧寒，靠寡母紡紗織布為生。值得慶幸的是，元度的母親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兒，識得一些詩書，所以他很小就開始跟著母親識字，接受了啟蒙教育。
少年時的李元度天資聰慧，過目能誦，且慷慨任俠，勤奮向學，十八歲即考上了秀才，二十三歲成為舉人，做過黔陽縣教儒（教育局長）。但以後六次參加禮部考試，均未中第。
二十九歲那年，李元度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機遇，被調到京城出任內閣中書。雖然這隻是個從七品（相當於副處級）官階，但畢竟從湖南的一座小縣城，來到了人文薈萃的京畿重地，不僅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還極大地開闊了眼界。
李元度曾隨上司有過一次東北之行，來到了清朝的“龍興之地”奉天（今沈陽）。初到塞外，元度感到氣象萬新，奉天那樸實而不失強勁、豪爽而信義的民風給他以無限感慨，他似乎看到了清王朝所以勃興的根源；他飽覽北國風光，登臨山海關，探尋“一片石”，憑吊古戰場，吳三桂、陳圓圓的故事更讓這位三湘才子遐想當年，唏噓不已……廣袤的北國風光，崔嵬的邊關形勝，使李元度的心胸陡然開闊，頓時立下澄清天下誌。
清朝承繼明朝的體製，實行“兩京”製度，即以北京為首都，以盛京（即沈陽）為陪都，除吏部等不設外，官員設置幾同首都。乾嘉以來，清王朝經過長達百年的康乾盛世，現已步入衰象累累的晚年。而此時的“龍興之地”，因為清初的“封禁”政策，開發較晚，仍然生機盎然。李元度似乎找到了自古以來，北方民族鐵騎南下，幾度取中原王朝而代之，而南方的眾多少數民族“迄無建樹”的奧秘所在。
按照清朝的製度，每位皇帝死後即設實錄館撰修《實錄》。往往由大學士充任總纂官，國家的優秀人才充任修纂。修纂結束後，實錄館即撤銷。修成的實錄以漢、蒙、滿三種文字繕寫五份，分別貯藏於皇史宬、乾清宮、內閣實錄庫和沈陽清宮等處。雖然《實錄》自雍正以後多少有些“不實”，但仍集中了一代朝章國故，尤其是臣下的奏章與皇帝的諭旨記載最多，因而也可見一朝一代之興衰。
李元度是個勤奮好學的讀書人，也是一個才華出眾的有心人。他在沈陽看到了當時人們極少能看到的《列朝實錄》，使得他對本朝興衰、政事國章得以通曉。這樣的經曆，既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生命機緣，也是殊為難得的文學曆練，為其日後贏得曾國藩的賞識，進入曾府署理文案、著書立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