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所以能獨尊之原因
儒家之興起，為子學時代之開端；儒家之獨尊，為子學時代之結局。一時波瀾壯闊之思想，其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背景，上文已述（見第二章）。及漢之初葉，政治上既開以前所未有之大統一之局，而社會及經濟各方麵之變動，開始自春秋時代者，至此亦漸成立新秩序；故此後思想之亦漸歸統一，乃自然之趨勢。秦皇、李斯行統一思想之政策於前，漢武、董仲舒行統一思想之政策於後，蓋皆代表一種自然之趨勢，非隻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
秦始皇雖立各家學者為博士，而所設施，用儒家思想甚多。顧亭林雲：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雲：“男女禮順，慎導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靜。”在碣石門則雲：“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
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頁二）
秦用儒家之說，以“坊民正俗”，即其焚書，禁私學，亦未嚐不合於儒家同道德、一風俗之主張，不過為之過甚耳。秦皇、李斯廢私學，為統一思想之第一步。漢武、董仲舒罷黜百家，為統一思想之第二步。不過戰國末至漢初，諸家派別甚多，漢武帝、董仲舒何以必擁立儒家為正統思想？豈漢偶有一董仲舒，漢武帝又偶用董仲舒之言，遂有此結果歟？
或謂儒家在政治上主張尊君抑臣，故為專製皇帝所喜；然於專製皇帝最方便之學說，為法家非儒家。後來君主多“陽儒陰法”；“陰法”即“陰法”矣，而又“陽儒”何哉？
自春秋至漢初，一時政治、社會、經濟方麵，均有根本的變化。然其時無機械之發明，故無可以無限發達之工業，因之亦無可以無限發達之商業。多數人民，仍以農為業，不過昔之為農奴者，今得為自由農民耳。多數人仍為農民，聚其宗族，耕其田疇。故昔日之宗法社會，仍保留而未大破壞。故昔日之禮教製度，一部分仍可適用。不過昔之僅貴族
得用者，現在大部分平民亦用之而已。平民得解放後，亦樂用昔日貴族之一部分禮教製度，以自豪自娛也。即在政治方麵，秦漢雖變古，然秦之帝室，仍是古代之貴族。漢高祖起自平民，而以後天子仍為世襲。就此點而論，秦漢仍未盡變古也。且人不能離其環境而獨立，天下無完全新創之製度。即秦漢大一統後，欲另定政治上、社會上各種新製度，亦須用儒者為之。蓋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製度，又有自孔子以來所與各種原有製度之理論。《莊子·天下篇》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莊子》卷十，頁二十五）
蓋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製度，而又理想化之，理論化之，使之秩然有序，粲然可觀。若別家則僅有政治、社會哲學，而無對於政治社會之具體辦法，或雖有亦不如儒家完全；在秦漢大一統後之“建設時代”，當然不能與儒家爭勝也。
再有一點，即儒家之六藝，本非一人之家學，其中有多種思想之萌芽，易為人所引申附會。此富有彈力性之六藝，對於不同之思想，有兼容並包之可能。儒家獨尊後
，與儒家本來不同之學說，仍可在六藝之大帽子下，改頭換麵，保持其存在。儒家既不必完全製別家之死命，別家亦不必竭力反對之，故其獨尊之招牌，終能敷衍維持。經學在以後曆史上中國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憲國之君主。君主固“萬世一係”，然其治國之政策，固常隨其內閣改變也。迄今中國與西洋接觸，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麵，又有根本的變化，於是此二千年來為中國人思想之君主之經學，乃始被革命而退位；而中國人之思想，乃將有較新之局麵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