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幹部了，客套的話我就不多說了，我想大家心裏也都清楚，為何今天會召集你們過來開這個會，就目前的病情，我想有必要找大家坐下來談談。在麵對一些完全陌生的事務時，我可以理解大家一時的不知所措，但這並不能成為逃避責任的借口，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就是要在黨和人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敢於站到第一線，在座的各位都是各地方的主要負責人，我希望你們能夠以身作則，守好病情的第一道防線，這是其一。”
“其二，關於病情的預防工作，在這我需要著重強調兩點。第一是各部門需要著重做好對‘非典性肺炎’的相關輿論疏導工作。輿論是把雙刃劍呀！同誌們！站在新時代，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對於病情有任何形式的變化，都是會時刻牽扯到各級人們群眾的神經。一但一些不實的信息在群眾間傳播開來，那麼無疑就像是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其所導致的結果將會是災難級的。為此各級領導負責人在病情期間，除了要引導好人們對病毒有一個的正確理解外，同時也需要關注一些不良信息的傳播，及時快速的將其消滅在源頭。”
“第二，做好全省病情防護工作。即日起全省的公共場所、醫院、學校、各級政府機關都必須得粘貼上如何預防病毒的宣傳海報，同時發動各級黨員幹部，對全省各市、縣、鄉的人群密集場所進行全麵消毒，務必做到人人都知道病毒是什麼，該如何防範病毒，要在人民群眾的腦海裏，樹立起一個正確的，科學的防範病毒思想。”
“最後，從明天起，先從我們各級單位開始，做好帶頭示範作用，帶口罩來上班。同誌們形式主義害死人，我真心希望今天的話大家都能聽到了肚子裏，接下來務必做好各防區內的病情防範工作，我本人會親自組建工作小組下到地方巡查，如發現有不作為，假作為，應付了事的情況，那麼我張某人先把醜話說在前，我一定不會心思手軟，該抓的抓，該判的判。同誌們，立場問題，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和義務，容不得有半點商量的餘地。”
“好了大家還有什麼補充的沒？”張宏正說完停了一小會，見沒人說話，便宣布散會。
散會後，鍾漢溪看著手中剛領到的白色口罩，那是由一塊長方形棉胎做成口罩，又肥又厚，戴上不能說不舒服，但戴久了總叫人難受，而且說起話來也十分不方便，想著今後的時間都得戴著這東西工作，他便覺得不自在。但令他更不自在的是，剛才張宏正開會時對他們說的那番話，即便他沒有指名道姓的點到誰的名字，但從他說話的語氣和說話的內容上，很容易就能聽出，他對與會的所有人都感到不滿意，這種不滿意有工作上的，也有他們個人表現上的。
如今剛跨進第二個千禧年不久，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才迎來二十周年，但很多事情在這短短的二十年間其實都已經變了，當初從改革開放前升上來的人，如今轉眼也已經是步入中年。相對於其他幹部來說，在這個論資排輩的體製製度內，像鍾漢溪這樣剛到四十的年紀，就已經坐到了現如今的位置，實屬少見。這其中自然是少不了張宏正的提拔，要不然以他現在都資曆，怎麼說也得再熬上個十年，才有可能到現在的位置。因此他多少是有點理解，如今的張宏正為何會表現得如此不滿的。張宏正時常說，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才能讓底下的人信服，他本人自然是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他自然是希望與他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人也可以是這樣。但這一切就如同時代的發展，都需要麵臨它所要麵臨的挑戰那樣，如今張宏正他們所處在的時代，已然不是過去那個需要為溫飽而擔憂的時代了。如今他們所處的是一個相對穩定且快速發展的社會，所麵對的是該如何去處理，因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同舊有的社會生產力不足之間的矛盾，和因經濟的快速發展，地區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以及因人口的不斷上漲，由此所造成的新的人地矛盾，這三個主要矛盾問題。
然而在這一係列矛盾如洪水般朝他們襲來時，也讓他們手中的權利一起水漲船高，變得愈發的重大起來，一些無法控製住手中權利的人，慢慢地被手中的權利所反噬，這就像是一個現代都市人的生活變好了，卻偏偏容易患上“高血壓”、“糖尿病”等一些列的“富貴病”那樣。人們也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和更多的資源去治療這些病症，但效果卻又十分不盡人意。
這讓鍾漢溪想到了，在以前村寨地區，當個官都會被人笑成是傻子，要把這事擱到現在，把人打死都不會相信，真應了老祖宗那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老話。如今的鍾漢溪在其他外人看來，能在體製內工作，無疑是幸運的，體製就像是個“鐵飯碗”，砸不爛打不破，一但拿到了就是一輩子的事情。但隻有鍾漢溪自己知道身處於體製裏的感受，在他自己看來，如今體製內的環境，跟他一開始加入時的環境已經很不一樣了，擺在他麵前的似乎要麼是同流合汙，要麼就是隨波逐流，反倒你想幹點別的什麼事，那就會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阻力。鍾漢溪是知道這其中的道道的，可他就是無能為力，在要與不要之間反複掙紮到了現在。於是他時常會回想起曲向前來，他的這位已故多年的老朋友，一直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如果他還在世，一定能夠給他指出一個正確方向來的。
和鍾漢溪有著同樣境遇的，便是張宏正。唯一不同的是，他深刻的知道這是體製本身的問題，更加準確的說是舊有體製變革的速度，跟不上新事物出現的速度，由此造成的矛盾就是他們現在所要麵臨的問題。一種政策在它提出之初是好的，是能夠適應當時環境的發展的，可是一但經過幾十上百年的發展後，這種政策反到會變成束縛他們時代發展的枷鎖，隻有不斷的對它加以修改，才能使它適應不斷發展的時代。但張宏正也明白，變革一種既有的政策，是一件無比困難的事情，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他們所處的時代正好是新舊交替的時代，也是生產力大爆發的時代，放到以往，一種政策可以適用幾十上百年，但那是在生產力還不發達的時候，如今的生產力發展如此迅速，一種政策可能在二十到三十年內就不能適應時代發展了，因此張宏正他們所麵對的問題，自然是即新奇又尖銳的。但正是因為是這樣，組織才派他來這，所以他必須得堅定自己的立場，才能帶動其他人，跟著自己的腳步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他還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