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思想簡直就是當時“兩個凡是”的翻版，凡是上級的水平都要高於我們，凡是上級的指示都要堅決執行，“抓綱治國”，寧“左”勿“右”等等，這些思想觀念可用一個“左”字來概括。因此他號召在高寒山區栽雙季稻，鼓吹沒得稻穀收稻草，沒得稻草收精神，正如村員們所說：“這哪裏是抓生產，是拿社員的衣食飯碗當花戴！當紗帽戴！”此話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高寒山區能否栽雙季稻，社員們究竟能不能得實惠，也許袁書記心裏不是不清楚，但他還是要在全縣全麵推廣雙季稻，因為在他看來，“州裏、省裏總比我們水平高一些吧”，“對新生紅色政權的指示，我們要堅決執行，不打折扣”。社員們就是收稻草，收精神，也要推廣雙季稻。但是社員們說，“精神當得飯吃麼？”“哼，他隻要你革命，革命，才不管你有飯吃無飯吃”，真是一語中的。袁書記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切忌一個‘右’字！”怕的是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這才是他工作最根本的出發點。
在這種根本的工作出發點前提下，他滋生了官僚主義作風，沒有很好地深入實際搞調查研究，他靠電話機、廣播機抓生產，布穀寨搞雙季稻，他來看過早稻秧苗嗎？他派人實地一丘一丘估過產嗎？向塔山略施“夾壁倉”“遮眼法”小計就把他騙住了，這並不說明向塔山高明，而說明袁書記等人的官僚作風。
袁書記在工作實際中總是處處維護著代表極“左”路線的向塔山，為他開脫，並讓他升遷。當布穀寨社員鬧饑荒了，向塔山向畢蘭大嬸借糧，“洋芋頭要得，包穀子也要得。隻要是吃得的東西……”袁書記還在為之辯護說是布穀寨“光晚稻就要過千斤關，做到晚超早！”而認為畢蘭大嬸這位老模範跟不上形勢了。這不是構成了一幅頗有諷刺意義的畫麵嗎？這一方麵可以說袁書記不深入基層，不深入實際，具有官僚作風，完全拋棄了“文革”之前那種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但從更深層方麵來說，布穀寨是袁書記一手樹起來的紅旗，能夠說它不好嗎？正如向塔山所說：“布穀寨不好，在全縣甚至在全州，都會有政治影響！”因而，這是袁書記絕對不容許別人質疑的。質疑布穀寨，就是質疑縣委樹起來的紅旗，就是質疑袁書記自己。因此，袁書記警告畢蘭大嬸“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啊？”
當然，袁書記大力推廣雙季稻，也有大幅度提高糧食產量的目的，但他更把推廣雙季稻當作一種革命措施，一種跟上革命形勢發展，切忌“右”的需要，在這種前提下，他怎麼會想到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但是，我們絕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在袁書記身上，因為袁書記在高寒山區推廣雙季稻，絕不是他一個人一時的頭腦發熱，因為在他上麵還有州裏，省裏，甚至中央，正如他所說，“州裏，省裏總比我們水平高一些吧，更不要說毛主席，黨中央了”。他也隻是一個極“左”路線的推行者而已。
極“左”路線的陰謀家、野心家向塔山才是作者重點描寫的對象。他不擇手段，打倒自己的親舅舅，在布穀寨飛揚跋扈，推行極“左”路線，建立自己的封建專製。他不顧群眾利益，在高寒山區的布穀寨大力推廣雙季稻；他厚顏無恥，用“夾壁倉”的卑劣伎倆，蒙騙縣級領導，博得同行稱讚，並因此受到袁書記的提拔重用，從而把布穀寨社員推到饑荒的境地，給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向塔山在推廣雙季稻過程中，與袁書記在一些方麵具有共同性，那就是他們隻唯上、不唯實、跟形勢的思維方式，他們是極“左”路線的推動者和實行者。
但是向塔山和袁書記又有極大的差別，向塔山更多體現的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的醜惡嘴臉。同是在高寒山區推廣雙季稻，袁書記認為這是大幅度提高糧食產量的革命措施，是新生事物。而向塔山在推廣雙季稻過程中，卻更多地是把推廣雙季稻作為向上爬的工具。雖然他在高寒山區推廣雙季稻也有形勢所迫，不能負完全的責任，但是他借機欺上壓下、弄虛作假，為求上爬，不惜一切手段的個人野心家的醜惡嘴臉得到了較為充分的暴露。竹妹作為老模範畢蘭大嬸的女兒，向塔山選擇她，是“革命的結親”，在向塔山眼裏，妻子就是他向上爬的一個工具。而那位女癲子顯然是一個被向塔山糟踏了的農村姑娘，向塔山遺棄她的原因，小說中雖然沒有明確表現出來，但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推斷出來。向塔山看準了各級都培養革命接班人，而畢蘭大嬸跟縣委袁書記有一層老關係，向塔山成為畢蘭大嬸的女婿，會讓袁書記感到“很高興”，後來的發展表明這的確讓袁書記很高興，竹妹成為向塔山向上爬的一個階梯。向塔山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積極性，新婚第一天就讓竹妹出工和學習毛選，把妻子當作在社員們麵前的宣傳工具。後來，竹妹先後又成為向塔山向畢蘭大嬸借勞力、糞草和借糧的工具。當向塔山感到畢蘭大嬸對自己的提拔構成威脅時，他又要竹妹充當誣蔑陷害畢蘭大嬸的工具。當向塔山借勞力、糞草不成時，他就像“野物一樣向竹妹撲過來，把滿肚子的怨憤都傾在竹妹身上”，表現出他的虐待狂的本性和政治上的泄恨。當竹妹斷然拒絕將誣蔑母親的材料抄送給袁書記時，向塔山完全暴露出凶殘暴戾的政治流氓的嘴臉。為了向上爬，向塔山不僅打倒了自己的親舅舅，又企圖加害嶽母娘，他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凶狠殘忍，完全沒有人性的野心家。
作者在對向塔山這個極“左”思潮孵育出來的個人野心家的塑造上，又企圖擺脫對反麵人物臉譜化、單一化、公式化的描寫，揭示這個反麵人物的多層次性格和複雜的內心活動。向塔山的確是布穀寨的“狠人”、能人，在袍木寨姑娘們心中，向塔山“是見過世麵的，能辦大事的人”，盡管畢蘭大嬸不同意向塔山做自己的女婿，但她也不能不公正地評價道：“向塔山是黨支部書記，有能力，腳路寬，在人前走得起，又生得好看……”他在小說中一出場就能說會道，應對自如，精明狡猾，也免不了風趣幽默，惹得竹妹十分快活。他作為縣裏活學活用的典型發言，“向塔山很會講話，一些平常事，從他的嘴巴裏出來，就像一個十分有趣的故事那麼好聽；他的發言在會場能引起很強烈的反響，連畢蘭大嬸在內，聽的人都拍了手板，還有人把手板拍得麻痛”。沒有相當的口才，是不能做到如此這般的。向塔山在布穀寨雙季稻生產現場會上介紹經驗，他沒有多講栽雙季稻的技術，而是把講話的重點放在“綱”上，放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抓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這點上。他結合雙季稻生產分析農民的兩麵性，不可謂不透徹深入，連袁書記都笑了，說他的講話很形象，很深刻，不僅從實踐上，而且從理論上解決了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革命的一些問題。向塔山高屋建瓴式的發言，顯示了相當的理論水平。這對一個農村基層幹部來說，的確不容易。布穀寨現場會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條，顯示了向塔山相當強的組織領導才能。當畢蘭大嬸不同意竹妹和向塔山的婚姻的時候，向塔山對竹妹的說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天經地義，有什麼見不得人呢？至於三牛，你同他拜堂了沒，扯結婚證沒？既然沒有，那就算不得數。婚姻法有條文，男女婚姻自由，喜歡和哪個就和哪個，這是受法律保障的，任何人都不許幹涉的。如若有人講什麼閑話，盡管讓他去講好了，發黴的封建腦殼！”在竹妹和向塔山結親回家的路上，向塔山談到修水電站，修公路，要竹妹今後當司機，做婦女主任，都顯示了他對未來美好前途的開闊視野，這是遠遠超出一般農村青年的，竹妹自然也是不及的。但是向塔山卻官迷心竅，異化為沒有人性的個人野心家，這隻能怪那個時代，正如畢蘭大嬸在聽向塔山作活學活用的典型發言所感覺到的：“‘好角色，如今世界……沒得法……’畢蘭大嬸莫名其妙地想，搞不清為哪宗，她心裏又覺得很有些悲涼。”是極“左”社會導致了向塔山之流的人性異化，這也是一種悲劇——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