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曆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麵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讚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呐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著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僥幸的事，但僥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麵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
解說
父親的病
《呐喊》前麵有一篇自序，是一九二二年末付印時所寫，說明當初開始寫小說的緣由。上半敘述少年時代的經曆，有幾件事使他感到異常的寂寞，換句話說即是悲觀吧。這裏分作三個段落，第一是父親的病，後來在《朝華夕拾》中有這個題目的一篇文章，說的更是清楚。魯迅的父親伯宜公是清光緒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去世的，序上說有四年多常常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推算該是癸巳至丙申，但這乃是記憶錯誤，因為甲午八月伯宜公的妹子嫁在東關金家的因難產去世，他去送入殮，親自為穿衣服，可知那時還是康健，所以生病可能是在這年的冬天或是次年的春天。那時所請教的醫生，最初有一個姓馮的，每來總是酒醉醺醺，說話前後不符，不久就不再請了，他的一句名言“舌為心之靈苗”，被魯迅記錄下來，但是掛在別人的賬上了。後來的兩個名叫姚芝仙與何蓮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開藥方，必用新奇的“藥引”，要忙上大半天才能辦到，結果自然是仍無效用。他在序文中說：“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那時城裏還有樊開舟、包越湖這些醫生，比較平實一點，如照魯迅的分類，總還可以歸在無意的一類，但是當時卻去請教了有意的騙子，這真是不幸的事，雖然對於後人警戒的力量卻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