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精品選 雜文 2.
回 信
Y先生：
我當答複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為我不能如你的所囑，不將來信發表。來信的意思，是要我公開答複的，那麼，倘將原信藏下，則我的一切所說，便變成“無題詩Ｎ百韻”，令人莫名其妙了。況且我的意見，以為這也不足恥笑。自然，中國很有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雖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雖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當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無以對死者，但一切活著的人，該能原諒的罷，彼此都不過是靠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們隻要用鏡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臉來的。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裏原也藏著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於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布，闊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鋪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說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於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的。雖然有人指定我為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麼—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為下等人勝於上等人，青年勝於老頭子，所以從前並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隻有一方麵的，本意實在並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裏”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為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於是接著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隻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於是覺得正像是“聚而殲旃”，很不免哀痛。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的人道主義”，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於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確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麼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爭”。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我在這裏引出革命文學家來，並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並非我和什麼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麼，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於事實是無幹的。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
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於是從那裏麵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於革命了。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致的。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對於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麵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內疚了。那麼，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先前真是擅負責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裏輕鬆了，又有些想活動。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沉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