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實行分封製，皇子封親王，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親王嫡長子立為王世子，長孫立為世孫，諸子封郡王，冠服視一品。郡王嫡長子為郡王世子，嫡長孫則授“長孫”，冠服視二品。郡王諸子授鎮國將軍（三品），孫授輔國將軍（四品），曾孫授奉國將軍（五品），玄孫授鎮國中尉（六品），五世孫授輔國中尉（七品），六世孫以下皆視奉國中尉（八品）。親王年長建藩就國，或稱藩王。明代實行分封製的目的，在於加強皇權，保證朱家子孫長期擁有天下，如朱元璋在洪武三年（370年）四月分封秦、燕、晉、吳、楚、齊等王時所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製，為久安長治之計。”是時雖分封諸王，但尚未就藩。諸王就藩最早的是洪武十一年（378年）秦王就藩西安，晉王就藩太原。
此後，陸續分封，陸續就藩。諸王受封、就藩與否，歲祿標準不一樣，這在洪武九年376年）二月初定諸王歲祿時已表現出來，皇太子次嫡子並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閣，每歲撥賜與親王子已受封郡王者同。凡親王世子，歲賜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郡王諸子年及，每位撥賜田60頃，以為永業，並除租稅。上述初頒諸王歲祿，除郡王諸子僅頒賜田土外，其餘可以說標準相當之高，且包括了歲米、鈔、錦等各色內容。洪武二十年（387年）又下詔：“親王府歲給米五萬石，其鹽、茶、布、絮等物罷勿給。”使繁雜的歲祿內容有所簡化。洪武二十八年39年，朱元璋感到諸王歲祿標準太高，諭戶部尚書鬱新等：“朕今子孫眾盛，原定親王歲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製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於是，鬱新等“定議親王減五之四，並定郡王以下祿有差”。據《明太祖實錄》所載。親王等歲祿米定例，亦載在《明會典》諸書，成為所謂的“成例”。上表需要說明的問題有二：第一，親王、郡王的歲祿米分別從萬石、6 000石減至萬石、2 000石，符合朱元璋所諭的“量減”要求。另外，此次更定歲米所特別標注的“皇太子次嫡子並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仍與上揭洪武九年376年所定事例相同。第二，郡王以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等歲祿米，屬此次新定，而洪武九年（376年）初定例隻規定：“郡王諸子年及十五，每位撥賜田六十頃，以為永業。”也就是說，賜日僅限於郡王子鎮國將軍，郡王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等則不賜田，不論鎮國將軍子孫多寡，一切費用隻能從60頃授田中支付。新定例則規定了鎮國將軍下至奉國中尉歲祿米000石至200石不等，所定祿米事實上超過了60頃撥賜田的生產能力。隨著宗室人口的繁衍，所賜歲祿米總量必然日益增多。從以後的實際情況看，這一規定實則肇始了日後宗室祿米供應繁難之端。
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更定歲米或“量減”歲米，確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是“名減實增”。洪武二十八年（39年）定例後，實際給祿情況如何呢？據《明實錄》所載，多不足額，茲作示例：親王歲賜祿米剛剛議定後，戶部尚書鬱新曾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司如數給之。”上曰：“晉，燕、楚、蜀、湘給與如數。代、肅、遼、慶、寧、穀遠在邊地，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齊府千石；嗣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周府且未給。”由此觀之，確實存在著“各府罷給及多少不齊者”。歲米如例者僅晉、燕等府，代、肅等6府以遠在邊地為由，歲米遠遠低於應得數，周府雖就藩中原的開封，亦未給賜。是時，鄭、越等王新封，未就藩，其歲米雖然低於常例，但卻由此確定了未就藩者的歲米額數，“自後親王受封未之國，俱如此例”，該年，仁宗皇帝即位、，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帝王之治，莫先於親親，況朕新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於是，對部分親王的俸祿進行了調整。此後，又陸續有所調整，到弘治年間，各藩府親王、郡王、鎮國將軍等的歲米標準已大體上與洪武二十八年（39年）之例相仿，隻是增加了“本色米，折色鈔”。
由於嘉靖四十四年6年頒行《宗藩條例》，試圖解決“極弊而大可慮者”的宗藩俸祿問題，諸王歲祿又有所調整。結合上表，尚需說明三個問題：第一，郡王初封與襲封的歲祿標準問題。在前，按照統一的規定，郡王初封，歲支祿米為2000石，襲封，歲支祿米為000石，嘉靖四十四年（6年）頒行《宗藩條例》，規定：郡王“不分初封、襲封，俱歲支一千石。”第二，祿米本折問題。最初，親王、郡王等的歲祿米均是支給本色，在永樂二十二年（424年）調整諸王歲祿時，除周、慶、寧、代、唐、魯等王“悉支本色”外，已規定了部分藩王的本、折比例，沈王是“本六折四”，秦王是“米、鈔中半兼支”，韓王“歲祿三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弘治年間，又對諸王歲米的本、折比例再作變更。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等基本上是“米、鈔中半兼支”，嘉靖四十四年（6年）頒行《宗藩條例》，又更定：“郡王、將軍改三分本色，七分折鈔，中尉改四分本色，六分折鈔。”總之是支給本色日益減少，支給折色日益增多，這固然減輕了國家的歲米支出壓力，但由於鈔值的日益下跌，折色鈔的支給事實上削減了王府的俸祿標準，以致也出現了“歲出為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的情況。
關於諸王祿米本折問題，還應該說明兩點：一是折色鈔的給予標準。據萬曆《明會典-廩祿一-宗藩祿米》記載，宣德八年434年）奏準，王府祿米折色，每石折鈔貫；正統七年442年奏準，每米一石折鈔2貫；正統十二年447年又改為每石折鈔貫。在鈔值日跌的情況下，此種標準可以說是相當之低，後麵我們還將結合文武官俸祿的“折色”問題集中討論。二是本色米的折銀支給，也稱之為“折色”，容易與折色鈔相混，所以需要特別指出。起初，嘉靖元年（22年）曾經奏準：“郡王以下祿米，有派支不通舟車州縣者，每石征銀八錢，放支折給五錢，扣留三錢貯庫，作正補欠。”這是在特殊情況下將本色米折銀征收、支給的一個定例。稍後，又規定了楚王府的折色銀標準，嘉靖八年（29年）進一步議定：“荊、襄、遼、壽等王府祿米，宜如楚府則例一體折銀解納。
親王每石折銀七錢六分三厘，郡王每石七錢，將軍、中尉、郡主、夫人、儀賓每石五錢。”嘉靖十五年（36年）又題準：“河南宗室日繁，除親王祿米照舊外，其郡王以下本色祿米，每夏稅一石，折銀五錢五分，秋糧一石，折銀六錢五分。每歲征完解司，每祿米一石；折銀三錢五分，通融放支。”可見，在嘉靖元年（22年）統一定例之後，各地又議準過不同的折銀標準。經核查有關方誌資料，我們發現，在派支本色米的州縣，仍征收、撥運本色米，在派支折色銀的州縣，其折銀標準與定例吻合。例如：湖南郴州派支楚府親王祿米84石9鬥，榮府親王祿米480石9鬥，遼府郡王祿米369石鬥，遼府將軍祿米6 302石3鬥等，均征收、撥運本色米。湖南慈利縣派支襄府親王祿米98石8鬥，榮府郡王祿米6石鬥，王府將軍祿米679石鬥等，均按每石折銀標準7錢6分3厘、7錢、錢之例折銀征收。第三，祿米裁減問題。嘉靖四十四年（6年）頒行《宗藩條例》，要求諸王體諒國家歲米供應之艱難，而“量減歲祿”，該年五月，封地山東的衡王“奏辭祿米之半，以補宗祿不敷之用。衡王歲祿萬石，王奉宗藩條例，願辭五千石，為諸宗倡。詔準辭二千石，賜敕褒獎”。
衡王是第一個辭減歲祿的親王，此後，各王亦先後辭減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據《明實錄》友萬府《明會典》所載，諸王減祿情況如下：嘉靖四十四年（6年）、衡王、益王各減歲祿2000石；吉王、沈王、晉王、秦王、慶王、榮王各減歲祿000石；崇王減歲祿00石。嘉靖四十五年（66年），蜀王減歲祿000石；荊王減歲祿00石。隆慶二年68年，魯王減歲祿2000石；德王、周王減歲祿000石。隆慶三年69年，楚王、趙王減歲祿000石。上述三個問題，其意旨是一致的，這就是：在宗室人口日益繁衍、封位日多、食祿日增，而百姓稅糧有限、國家財政日益緊張的情況下，應著中外臣僚的疏請，不得不采取相應的變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