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畢業之前
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到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
——魯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軍占領了上海，進攻南京。餘立誠老師上英文課時對我們說：日本兵打上海，花了三個多月；再打南京，恐怕要花半年。不料上海和南京之間無險可守，日軍長驅直入，十二月初就兵臨南京城下。於是全國震動，南昌第二中學奉命解散。我和老師同學朝夕相處，習以為常，以前並不覺得可貴，現在要分別了，就是點頭之交，也有點難舍之情。我花了一元錢買了一本紀念冊，請老師和同學在上麵題字留念。
汪國鎮老師用毛筆寫了十四個字：“舊學新知多致用，得師取友願齊賢。”他教了我們三年高中國文，住在校門右手一間小房子裏，我走過他的房門口，總看見他穿一件藍布長衫，不是讀書，就是批改作文，但學校一解散，再也聽不到他的琅琅讀書聲了。餘立誠老師用英文寫了一句：“響應號召，義不容辭！”他教了我們三年高中英文，當我和同學們打鬧時，他處罰過我；當他要全班說一句英文真理時，大家都說：“早上日出，晚上日落。”隻有我一個人說：“Two and two make four.”（2+2=4），他表揚過我。現在學校要解散，我卻忘記
了他對我的處罰，隻記得他對我的表揚了。樊哲晟老師在東湖之濱的四照樓參加我們的餞別宴會時，在我的紀念冊上寫下了兩句李白的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使我覺得東湖的水也染上了離愁別恨，顯得鬱鬱寡歡了。
在四照樓參加餞別宴會的高三文組同學有薛蕃榮、戴燮昌、盛思和、李祥麟等。薛蕃榮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你可記得六年前同看上海之戰的影片嗎？但願今日後我們是影片中抗敵的戰士！”他和我是小學同學，不但同看過電影，還同演過抗敵話劇《回春之曲》，他扮演女主角，我扮演男配角。
戴燮昌寫的是：“現在我們把宴席上瓜子吃個精光，將來我們在沙場把日本鬼子殺個精光，好似吃瓜子一樣半個不留。”他是短跑運動健將，使我望塵莫及，但吃瓜子我卻不甘落後。
盛思和寫的是：“毋輕以喜怒，毋重於愛憎。”他和我同組六年，曾同住一間寢室，相知很深。他家的經濟條件好，所以他喜歡穿好衣服，吃好東西，甚至吸煙喝酒；但是他很大方，和我同吃同玩，一同集郵，甚至花一元錢買了三張戈雅畫的裸體美人郵票送我。那時蕪湖《集郵》雜誌征文，我就用他做原型寫了一個為集郵而戒煙的故事，那是我十四歲時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李祥麟是一個喜歡寫文章的同學，他崇拜歌德
和雪萊，所以筆名叫作歌雪；他也參加了《回春之曲》的演出，並且演男主角。他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天上飛著鐵鳥，地上走著虎狼。啊哦！啊哦！啊哦！這樣最難得的冬夜，願你常常想著它！”後來二中在贛江之濱的永泰小鎮複學，畢業時他又在我的紀念冊上題了一首小詩：
去年曾作江城別，酣酒高樓見明月。
賓朋滿座皆唏噓，俯首無言悲慘訣。
餘曾為君簽麗冊，長囑勿忘狂暴賊。
不期永泰又重逢，陌上江幹再歡悅。
無常造物本無情，相逢相別如飄萍。
當年哪意有今朝？今朝何敢懷他心？
天涯海角不為屏，但念他鄉有故人。
前途遙遙無限遠，祝君直上幹青雲！
高三理組同學在我的紀念冊上題詞的有塗茀生、王樹椒、陽含和、劉匡南等。塗茀生是我的小學同學，江西省第一屆小學會考，總分八十以上的學生列入甲等，全省共二十人，塗茀生是甲等第十八名，薛蕃榮是第七名，而王樹椒是第三名。樹椒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太陽下了山，然而太陽有再到中天的時候。願我們能再相逢在青天白日下。”我們分別之後，我去了江西省最南邊的虔南，而他回到了西邊的安福。我寫了一封英文信給他說：“太陽到了中天，我登上了虔南的高山，但不管我爬得多高，也看不到青天白日下的你。”他回信時引用了辛棄疾的詞：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詩強說愁。”要我不必多愁。果然不久之後，我們又在永泰重逢了。
陽含和的題詞是：“悲怒……各色各樣的味兒使我昏昏然，隻能幹脆地說幾句老實話：別再那麼大炮式的脾氣！”含和這一句話概括了我的缺點。他從浙江大學的哥哥那裏學會了唱英文歌，學會了打橋牌，又教會了戴燮昌、劉匡南、符達和我，使我們提前在高中三年級就嚐到了大學生活的滋味。
劉匡南的大哥恢先是二中一九二九年的畢業生，考取了公費留美，學習土木工程（後為中國科學院土木所所長）；他的二哥在日本學習，家庭條件似乎比陽含和家更好，我們三家和塗茀生家都是世交，家裏時常勉勵我們兄弟，要以匡南家為榜樣。那時二中學生多穿布衣棉袍，匡南卻有一件人字呢料的西式大衣；我們一日三餐，吃點包子餛飩，就算打牙祭，他卻每頓飯後要吃麥精魚肝油，作為補品；我那時連無線電收音機都沒有見過，他卻有一副耳機，可以收聽新聞或者音樂，使我不勝羨慕。二中解散後，我們恰巧同坐一輛汽車離開南昌，他就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與許君不期而遇於車，沿途休息於八都最久，遂相與散步村之附近，複坐於鮮見大樹下閑談，覺既別於二中，相見甚難，不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