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梅貽琦校長——《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序言
（本文係許淵衝先生2010年10月25日上午口述，鍾秀斌記錄撰寫，文中小標題由記錄者添加，文字經許先生審閱修改確認。）
梅貽琦校長性格內向，不大喜歡表現自己，沒有幾個人能夠很好地了解他的內心想法，不管是他的同事也好，甚至是他的家人（我與梅的大女兒是同班同學，梅的小女兒是我的學生）。我看過他的一些日記後，對他才有了了解。
自由教育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對梅貽琦校長，實際上是進行批判，因為他走的是“白專”道路，把讀書、教育擺在政治之上。我們對他的看法一直受了“左”的幹擾，對他並不怎麼研究。不過，現在想來，他不一定是錯誤的。我對他最深的印象，是他始終認為：要求學生讀書是第一位的，如果要搞政治，也不應該妨礙學術。而這正是新中國成立後批判的“白專道路”。
20世紀50年代後，我們提倡學術要為政治服務。按梅校長的意見，總覺得政治不應該過分影響教育。我覺得當時在西南聯大的同學大致可分兩派，一派多搞政治，一派多搞學術。我和楊振寧都搞學術。在我的印象裏，學習好的同學很少大搞政治。最著名的例子是聞一多先生和汪曾祺的對話（見後）。
西南聯大有張伯苓、蔣夢
麟、梅貽琦三位常委。他們三人裏麵，我覺得張伯苓比較左，他是周恩來的老師。我在西南聯大上學時聽到一個故事，有一次，這三位常委到長沙臨時大學看房子。當時條件差，房子很不好。蔣夢麟說，他的兒子如果上學就不希望住這樣的房子。張伯苓卻說，如果他兒子上學，就可以住這種宿舍，可以鍛煉鍛煉。梅貽琦是折中派，說如果條件允許，可以住好房子；如果條件不允許，不妨住得差點。這樣看來，蔣夢麟比較右，張伯苓比較左，梅貽琦是中間派。馮友蘭也主張中和之道，我讚同梅校長和馮先生的觀點。蔣夢麟比較右，但他當過孫中山的秘書，主張革命，原來很進步。張伯苓是貧民出身，從貧苦家庭奮鬥出來，很不簡單。他們三個人典型地代表了左中右派。
馮友蘭先生曾將人生歸結為四個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追求本能的善，功利境界追求個體的善，道德境界追求社會的善，天地境界追求宇宙的善。
梅校長是道德境界，他非常重德，不過重德也有各種不同。新中國成立後重德主要重黨性，階級立場。梅校長卻隻要求學生學習好，不管你是什麼派。當年國民黨要西南聯大開三民主義課程，梅校長隻開了幾個講座。盡管當時校園裏也有三青團，但並沒有什麼大的作用。我們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過去是錯誤的。當年國民黨三青團在校園的作用遠遠不如現在共產黨、共青團在學校裏的影響大。在當年校園裏，三青團沒什麼地位，人們不怎麼在乎三青團，國民黨也沒什麼地位，教授們大多不是國民黨黨員，名教授基本上都不是。馮友蘭是文學院長，本來並不是國民黨員，是後來拉進去的。吳宓教授沒有入黨，很多名教授都不是黨員。張奚若教授是老革命，因為他跟隨孫中山一起參加過同盟會。總之，當年學校並沒把政治看得那麼重要。那時認為，一個人德好，和政治沒有必然關係，政治並不等於德。現在有人則把政治等同於德，這是現在與過去的區別。
我認為梅校長的教育思想在當時是起了好作用，但他主張的和現在的路線並不相同。我們這代人受梅校長的影響比較大。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這麼多人才就不一定出得來了。為什麼現在派去國外留學的很多人，回國後成就並不大，問題可能是這些人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好，並不一定業務都能好。梅校長是把才能放在第一位的。不是不要德，而是主要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這才是德的價值。德是基礎條件，一個人不能做對社會不利的事，這是德，但它隻是一個人的基礎。如果德是一層樓，那麼才是二層樓，沒有德不行，但光有德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