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子一直秉持著舍我其誰的風骨！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趙新的話是明褒實貶，意思是你劉墉雖是所謂的大儒，父子雖然號稱清廉，可你連讀書人最重要的道統都沒了，扯什麽風骨呢?士人的話語權都沒了，不是狗腿又是什麽?
話說趙新之所以能顯得這麽“有學問”，其實源於他和汪中的一次深談。
在汪中看來，自北宋以來，隨著“道統觀”的形成，天下讀書人一直實踐著“以道自任”的政治理想，憑借道統話語權與代表治統的皇權相互製衡。
不管是朱熹還是後來的王夫之，他們都認為道統有著獨立於治統而存在的優越性，而儒家士大夫必須要有自覺保存“道統”的使命感。在儒者心目中，理尊於勢已是共識。宋明以來，儒家士子無不希冀按照“道統”的理想來整飭人間秩序，達到將“政統”納入“道統”，這便是所謂的“致君堯舜”。
汪中當時問趙新，你以為是文字獄讓讀書人慫了，怕了，甘願給滿清當奴才嗎?
趙新的回答是對啊，我就是這麽認為的。
可汪中接下來的話完全刷新了趙新的認識。他說文字獄這種事古來有之，歷朝歷代屢見不鮮，隻不過到了本朝最為殘酷暴虐而已，而自幹隆繼位以來更是扭曲到了極致。
讓很多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宋代，文字獄之多數不勝數。奏邸之獄、烏台詩案、同文館之獄、車蓋亭詩案、胡銓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前後大約幾十起。
是，刑不上士大夫，皇帝不搞抄家滅門，可他玩流放啊！古人到了煙瘴之地的南方沒有不生病的，很少能熬到大赦還鄉的。
可是宋明時代即便士大夫們因文字獄屢遭迫害，可他們還是固守道統，用盡各種方法和皇帝分權，為什麽到了清朝就玩不轉了呢?
汪中告訴趙新，真正的原因不是文字獄，而是“治道合一”！
隨著康熙時代皇帝“治道合一”形象的建立，儒家士子所憑借的道統“與君王共治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終於破滅，士人籍以批判政治的道統權和話語權喪失，由此才會被文字獄拿捏的欲死欲活。
那些擔心“道之不行”的在朝理學儒臣在其間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通過“經筵講習”方式加速了滿洲貴族，尤其是清初皇帝的儒學化過程，最終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歷史性轉變。
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旗人家庭的規矩比漢人還嚴還繁瑣。你不是說我們是蠻夷嗎?我就比你們漢人還要講規矩，講禮節！事實上也正是滿族權貴的漢化，才加速了“治道合一”的步伐。
其實順治年間皇帝參與經筵的程度並不高，可是從康熙開始，隨著經筵會講的頻率逐步增多，好學的康熙對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經筵的性質也就悄然發生了變化;從儒臣向帝王傳授漢族文化，轉換成了帝王發表自身見解並訓示漢人臣子的一種手段，士人“帝王師”的角色逐漸喪失。
學識堪為儒者師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統”重構華夷之辯，另一手以文化認同消解種族之別，到了雍正時期的《大義覺迷錄》才瑧於完善，同時再佐以文字獄的政治高壓，最終壟斷了對“道統”的闡釋權。
這可不僅僅是文化解釋權，而是“真理”解釋權！
在明清封建社會，道統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傳統君權受到道統製約的理論失去了存在的理據，皇權意識發展到了極致，皇帝以“天下師”的角色管製平民百姓，任何對清廷統治構成威脅或不合乎帝王治統的思想言論都遭受了嚴厲打擊。
如此一來，讀書人也就自覺舍棄了自身本應有的話語批判權。政治理想沒了，精神自由也沒了，於是士人們便隻能在“私”的方麵表達個人思考，這也就是清代為什麽會興起“考據學”。
士人們希圖在考據中尋求一種義理的表達，從而形成新的話語權，籍著考據的外衣能夠在“公意”之外表達個人“私意”的思考。他們借著對儒家經典的考據來間接地批判現實政治，在考據中采取比較隱晦的發表話語權的方式，一方麵既可以擺脫文化專製的控製，另一方麵仍然關涉著現實政治，扮演輔佐、觀察、糾正現實政治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