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雅可夫斯基帶著一種厭惡情緒，慢吞吞地回答說：“如果傻瓜們老是要問這個的話，那麼，開槍自殺當然要好些。”這次談話看起來似乎極其偶然，可是，詩人的結局卻被這個素不相識的青年不幸言中。沒過多久，馬雅可夫斯基果然開槍自殺了。
與此類似，詩人葉賽寧，在旅館房間裏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弗洛伊德晚年得了下顎癌，在下顎已經全部爛掉，痛苦萬分的情況下，弗洛伊德最後不得已要求醫生向自己注射嗎啡進行安樂死。
美國作家海明威晚年疾病纏身，把生前最喜愛的雙管獵槍放進嘴巴裏，飲彈自盡。妻子看到他的整個頭部幾乎沒有了，隻剩下一個嘴，一個下巴和一部分麵頰，軀體還在往外冒血，身旁是他生前最喜愛的雙筒獵槍，另外有一些碎骨片。
普希金的死亡就更有趣了。一個逃亡到俄國的法國貴族——丹特士正在追求普希金的妻子。沙皇政府便散布流言，給詩人和他的朋友們寫些侮辱性的匿名信。普希金為維護自己的聲譽，隻好與丹特士進行決鬥。他在決鬥中腹部受重傷身亡。
在這些死亡中，我覺得意大利導演帕索裏尼的死亡最具傳奇色彩了，他拍攝了一部電影叫《索多瑪的120天》，沒過幾天就讓一個小青年虐殺了。虐殺呀，多震撼，就是先把你虐待得不成人樣讓你自己都不想活下去了，然後再殺了你。虐殺是很有意思的，首先讓你不想活了，這個時候再殺你的話就成了一種解脫，一種你所向往的事情，幫你完成心願。為什麼要虐殺這個導演呢？因為他拍攝的電影太激進了，裏麵也充滿了對人性的探討，也夾雜著虐待。我想當時小青年是這麼想的，你丫不是喜歡拍什麼虐待嗎？那樣的話你應該自己親自體驗一下呀，幫助你創作。虐待到後來導演就挺不住了，想死了，所以虐待成了虐殺。
這些了不起的人物不僅生平脫離常規，連死亡都那麼的不落俗套。看到他們的作品我就在想，他們怎麼會創作出這樣的作品呢？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後來我才明白，這得益於他們的人生經曆和自己的創造力。我也就開始追求他們的那種放蕩不羈，生活上的不嚴謹才是藝術家所必備的條件。我堅信自己也會成為他們那種人，可逐漸地我發覺現實根本不是這樣的。日複一日我還在生活的掙紮中，舉步維艱。
法國的貝克特的第一本小說在出版之前曾經被三十幾個出版社拒絕，可最後他的書還是出版了，並成為他的代表作。像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一想到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精神動力原來是些外國人的人生經曆，我就有些憤怒，畢竟人家都已經出人頭地了，我全身還埋在地裏，沒有出頭之日。我開始懊惱自己就不應該接觸這些老師眼中的歪理邪說，早知道在學校裏就應該畏手畏腳地接受老師的教誨、黨的教育。
上大學的時候我有個女朋友，很早就是黨員了。學生申請入黨的時候，我死活不寫入黨申請書，女朋友為此還和我大吵一架，說我不思進取，又和我說了些入黨的好處，比如說你成了黨員就是執政黨的一份子了，以後容易就業，考公務員之類的會有加分還擇優錄取，在事業單位優先提拔等等之類的，換句話說，除去要交黨費之外簡直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我當然沒有寫入黨申請書，因為在我看來這是隨大流的事情，一點都不特立獨行。全國好幾千萬的黨員，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當無黨派人士多麼有光彩。
女友對我說：“武當派人士更少，你怎麼不加入武當呢？”
我說：“我還有七情六欲想和你上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