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春天回重慶，幫我張羅吃飯的是小時候和我一塊長大的重慶日報社的唐彤東。他問我都要叫誰，我說把小時候在一塊兒玩兒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來了，畢竟快三十年了。後來男男女女一口氣兒來了有兩桌。見麵之後，他們挨個兒幫我恢複記憶，這個問“你不記得我了”，那個說“我是誰誰誰”。這麼介紹了一輪過後，我突然想起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男孩兒，鬧著玩兒的時候把我腦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發燒了。我記得他叫杜波。我順口講了這件事，眾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訴我，杜波調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當時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會兒，杜波就從北京打電話來了，他在電話裏大笑：“這點兒破事兒你還記得啊？我以為你都忘了。”
替我張羅這頓火鍋的東哥在報社廣告部工作，所以晚報、晨報的記者加攝影來了一堆人。一個年輕記者說，提點兒問題拍點兒照吧？東哥在邊上嚷嚷：“快點兒問，快點兒問，我們吃飯呢。”那個記者很配合地說：“好好好，我抓緊。”之後攝影記者在一旁一個勁兒拍，東哥又說：“你們有完沒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點兒過意不去，就說：“來都來了，又是自家人，讓他們問唄。”東哥這才沒再催促——其實人都是他叫來的，還一個勁兒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夥伴們，可愛、真摯、重情義，跟他們的感情，也是我在重慶永遠無法割舍的情誼。第二天我在機場翻報紙看到，頭天晚上我們這頓飯的內容和照片，重慶的報紙出了一個整版。
不僅重慶的朋友對我好，就連重慶的媒體也透著對我的格外厚愛。七八年前，江蘇台還沒有《非誠勿擾》欄目的時候，我在《南京零距離》做新聞主播，那個欄目隻在江蘇播出，所以有關我的報道基本上都隻在江蘇的媒體上，而江蘇之外的媒體好像就隻有重慶的報紙了。他們曾經大篇幅介紹過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們認為這人是重慶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媽到重慶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時間，那是《非誠勿擾》欄目剛火起來的時候，不知道哪個記者打聽到我外婆是重慶日報社的老員工，還住在報社裏，於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媽和我外婆倆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歲了，被找上門來的記者嚇到了。記者問了很多，還逼著老太太把我小時候的照片翻出來。之後還問，孟非小時候住哪兒？我媽告訴他們，住在報社山頂上那棟灰色的筒子樓裏。於是記者們又找到那棟舊房子（現在住著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慶的報紙刊登了這篇報道，我住過的那棟灰色筒子樓照片下麵配的文字說明是“當今中國最紅的主持人住過的地方”。一個很有正義感的朋友看到報道後打電話給我，義憤填膺地說：“他們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後再這麼寫嗎？”我誠惶誠恐地解釋：家鄉人、家鄉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