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讀具體作品之前，我們先說幾個遠一點兒的話題。我為什麼要開這門課，我們為什麼去讀這些詩？我們在解讀這些古典詩詞的過程中，會去了解什麼？獲得什麼？我們和這些作品之間會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
讀古典詩詞，我想在這三點上我們可以有所收獲：一是能夠更好地建立我們跟我們的民族文化的一種血脈關聯，理解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和人生趣味；二是能夠給我們帶來一種情趣上的熏陶；三是能夠培養我們對語言的敏感性。
先來說第一點，讀古典詩詞，能夠更好地建立我們跟我們的民族文化的一種血脈關聯，理解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和人生趣味。
人是個體性的存在，同時也是一個群體性的存在。每個人總是從屬於一個文化係統。所謂“我是中國人”，這個判斷的依據並不是來自血緣，而是來自文化關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曾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駱家輝，從血緣上來說是一個華人後裔，但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為什麼說駱家輝不是一個中國人呢？因為他不僅如他自己明確宣布的那樣，在政治上代表美國利益，而且他不使用漢語，他的整個知識係統、價值係統，都來源於西方文化。雖然他祖上是中國人，但是他已經不是中國人了。
回到我一開始說的話，我們是個體性的存在，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都有自己的立場、判斷和認識，但我們同時也是一個群體性的存在。每個人產生對世界的認識，構成和這個世界的關係的時候，某些條件是先天的。我們總是生活在一個民族文化係統中，無論你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它都是存在的。我以前學日語的時候，覺得日語裏的敬語特別難學。日語表示尊敬的方式是形式化的，無關具體內容。表示尊敬的程度越高，敬語的語尾就越長，所以有時一句意思很簡單的話會說得很長。後來，我在日本看到那些身份和文化層次較高的老太太說敬語的時候會鞠躬，她對你越恭敬，鞠躬越深，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從她鞠躬開始到她直起腰來，她正好把那個敬語的語尾說完。我講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你在使用一種語言的時候，其實已經處於一個文化係統之中了，隻不過你未必能夠正確、清楚地去理解它。
當然，也許作為個體，你不願意被限製在一種群體文化之中，但這也不是個人靠主觀選擇就能夠決定的事情，因為你已經生活在這個文化係統中了。即便你很豪邁地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人，但是你的基本立足點，總是首先在一個民族文化的係統裏麵，然後你再從這個係統裏向外延展，接觸很多不同的文化。作為中國人，我們都是跟這種民族文化係統聯係在一起的，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去理解它、認識它，因為它是我們生命的母體。當你很好地理解它的時候，會發覺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理解我們的社會、理解我們的曆史，這對我們來說是必要的。也隻有這樣，你才能夠理解自己。
我們從《詩經》找一個例子。我們平時說“上帝”這個詞時，很容易認為這就是一個基督教的概念，是翻譯用的詞。其實“上帝”本來是個古老的漢語詞語，《詩經》裏就有，其他中國早期典籍中也有。可以跟“上帝”替換的概念是“天”。這和基督教的上帝是近似的概念，它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力量，也是人間權力的來源。但兩者又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在基督教文化裏麵，“上帝”最大的兩個特點是全德和全能。“全能”容易理解，他是無所不能的、超越性的最高力量；但是“全德”是不容易理解的。既然上帝全能又全德，人世的一切不公、痛苦、罪惡，怎麼會產生呢？然而所謂信仰，一個根本性的基點就是堅信上帝的全德。這需要用複雜的方法來解釋。
回到中國環境裏麵，我們到《詩經》裏麵去看，就會發現我們的“上帝”可能是全能的，但並不是全德的。“上帝”或者“天”有時候會昏聵糊塗，在這個世界上降下不應該有的災難，使無辜的人獲罪、遭受不幸，有罪的人反而逍遙自在。這種認識的依據是生活經驗。現實世界就是那麼不公平不完美的，不幸會無緣無故地降臨在好人身上。
那麼，這個世界的合理秩序何以建立呢？連“天”都不是全德的，連“上帝”都不是全德的，那麼這個世界還能夠建立一個合理秩序嗎？能。憑什麼能夠呢？憑人的德性。在中國的這個文化係統裏麵，世界的合理性不是由神來保證的，而是由人來保證的。是由人對德性和正義的追求來表現的，而這種追求，完美地體現在聖王或者聖人的身上，聖王或者聖人是具有一種完美的德性的人。所以在《詩經》裏麵，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描寫：對周文化來說，周文王不僅僅是王朝的開創者，而且是完美德性的化身。周的統治的合理性，既來自神聖的“天命”，同時也正是建立在德性的基礎上。所以文王去世以後，他的靈魂到天上去了，跟“上帝”在一起。這意味著文王的德性彌補了“上帝”的德性的不足。
所謂上帝的全德，是人對美好世界的一種設想，希望生命是有意義的，希望曆史是有意義的，希望人的世界是符合正義性的。在一個宗教係統裏麵，這個正義性是由神的全德來保障的；而在中國文化裏麵，它是由人德來保障的。
從《詩經》這個點繼續往下傳遞的話，我們就可以從儒家那裏看到一個更清晰的結果。
我們讀《論語》，可以看到“仁”是孔子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一方麵，孔子經常對“仁”給予不同的解釋，如果說你不仔細想的話，會覺得孔子好像是在各種條件下隨意解釋的，比如說“克己複禮為仁”“仁者愛人”，等等。最特別的一次解釋是，司馬牛問“仁”是什麼？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訒。”意思是一個具有“仁”的修養的人，說話很慢。司馬牛這個學生呢，說話很快，常常急不擇詞。他覺得孔子在諷刺他，就很不滿意，“其言也訒”，難道說話說得慢就是“仁”嗎？孔子的回答非常妙，“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做一件事情很難，那麼說話難道不應該謹慎一點兒嗎？“仁者其言也訒”，深層意思是仁者是有理性和負責任的，這也體現在說話上。
但是從這些解答中，我們仍然找不到為什麼“仁”那麼重要的原因，隻有在把孔子所有的言行結合起來，才可以很清楚地得到一個結論：“仁”就是人的德性的完成。
現在回到剛才討論的那個問題上。人類在各個曆史條件和現實條件下建立的所謂生命的意義，都可能在另一種條件下被懷疑、被推翻，人需要有一種絕對的東西、絕對的力量來保證生命的意義。所以羅素說，如果不設定上帝的存在，那就無從討論生命的意義。也就是說，生命的意義的問題，跟神的力量是聯係在一起的。但是這放在中國文化裏麵是不成立的，因為中國人就沒有很認真地設定上帝的存在。上帝在中國文化裏麵是一個若有若無的東西，是一個虛化的、不確定的力量。但是，中國文化用另外一種方法給出了生命的意義——人在德性上可以得到一種完成，而這種德性的完成就是我們生命的最高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