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無論大小，隻要和自己有些相幹，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裏擔任一點鍾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麼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麼？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麼？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讚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麼“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於是心血來潮，忽而想：又搗什麼鬼，裝什麼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著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係；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裏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潮還是拖延著，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就在《閑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隻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閑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麵，也未可知。那麼，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閑話”。
《閑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所以他隻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隻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歎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麵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閑話》之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