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兄：
我很感謝你的殷勤的慰問，但對於你所憤慨的兩點和幾句結論，我卻並不謂然，現在略說我的意見——
第一，章士釗將我免職，我倒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他那對於學校的手段，我也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因為我本就沒有預期章士釗能做出比現在更好的事情來。我們看曆史，能夠據過去以推知未來，看一個人的已往的經曆，也有一樣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種無端的迷信，將章士釗當作學者或智識階級的領袖看，於是從他的行為上感到失望，發生不平，其實是作繭自縛；他這人本來就隻能這樣，有著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誤謬。使我較為感到有趣的倒是幾個向來稱為學者或教授的人們，居然也漸次吞吞吐吐地來說微溫話了，什麼“政潮”咧，“黨”咧，仿佛他們都是上帝一樣，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誰知道人世上並沒有這樣一道矮牆，騎著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但終於使我覺得有趣的是蒙著公正的皮的醜態，又自己開出帳來發表了。仿佛世界上還有光明，所以即便費盡心機，結果仍然是一個瞞不住。
第二，你這樣注意於《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時，我想，大約章士釗還不過熟讀了幾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剝，看去還近於清通。至於這一回，卻大大地退步了，關於內容的事且不說，即以文章論，就比先前不通得多，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後來又念了幾篇駢文，沒有融化，而急於撏扯，所以弄得文字龐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一樣。即如他那《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中有雲，“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為政而人人悅之亦無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筆了。但比起何栻《齊薑醉遣晉公子賦》的“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來，就顯得字句和聲調都怎樣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釗的文章更於何處討生活呢？況且，前載公文，接著就是通信，精神雖然是自己廣告性的半官報，形式卻成了公報尺牘合璧了，我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實在沒有過這樣滑稽體式的著作。這種東西，用處隻有一種，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會的暗角落裏，有著怎樣灰色的人們，以為現在是攀附顯現的時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來開口。至於別的用處，我委實至今還想不出來。倘說這是複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隻見得複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鬥。倘要開頭，他們還得有一個更通古學，更長古文的人，才能勝對壘之任，單是現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牘和遊談的堆積，紙張雖白，圈點雖多，是毫無用
處的。
魯迅。 八月二十日。
“碰壁”之餘
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的一封信，無名小，不在話下。此後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閑話》之間評為“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驗》裏則比作戲場。我很吃驚於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麼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政的“先父兄之教”。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閑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嗬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於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為學潮的，到他眼睛裏就等於“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麵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於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鍾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後”，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表的偉論。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 ○ ○ ○
接著又是西瀅先生的《閑話》：“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現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