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1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瀅）教授要不管閑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閑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著過年為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於成為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占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閑事，有人管閑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閑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為，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於管閑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閑事了。因為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於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著，非以其“閑”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雇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閑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裏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為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為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於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幹？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為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為天下本無所謂閑事，隻因為沒有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隻好抓一點來管。為什麼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為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誌；小則，因為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麼，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了然，或者其實了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閑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曆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2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隻要一看見封麵上畫著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閑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閑話”，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麵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裏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雲。這“我們”裏麵，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裏“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眾“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象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麼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裏，托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隻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著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隻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裏，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隻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閑話’便沒有什麼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為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著一個例：“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注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煙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注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為“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發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誌》，《隋書經籍誌》之類，也隻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隻得這樣就算了，因為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