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節的雜感
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麼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隻得查《辭源》。書裏麵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於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於我並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幹人痛惜，若幹人快意，若幹人沒有什麼意見，若幹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接著便將被人們忘卻。久受壓製的人們，被壓製時隻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隻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卻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於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麼，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隻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卻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吊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卻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複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為著後來的人們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略論中國人的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象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兌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麼。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
革命時代的文學
——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麼。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