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麵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麵。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麵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辭“大義”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麵碰壁，隻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閑話》，這本《閑話》的廣告裏有下麵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諡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麼？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裏，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大義麼，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麼“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麵罷。不過我沒有這麼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麼“戰略”，因為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反“漫談”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讚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麼，他為什麼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麼叫“做”？
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於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心裏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條陳去”，“我昨天晚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麼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還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塗！
“於我來了一道光”，從此以後，我自己覺得頗聰明，近於老官僚了。後來終於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隻照字麵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還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還是沒有關係的。
（九月四日。）
憂“天乳”
《順天時報》載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歐陽曉瀾女士不許剪發之女生報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興歎之概雲雲。是的，情形總要到如此，她不能別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為還有光明。不過也太嫌“新”一點。
男男女女，要吃這前世冤家的頭發的苦，是隻要看明末以來的陳跡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為沒有辮子，曾吃了許多苦，所以我不讚成女子剪發。北京的辮子，是奉了袁世凱的命令而剪的，但並非單純的命令，後麵大約還有刀。否則，恐怕現在滿城還拖著。女子剪發也一樣，總得有一個皇帝（或者別的名稱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雖然如此，有許多還是不高興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載，也就忘其所以了；兩年以後，便可以到大家以為女人不該有長頭發的世界。這時長發女生，即有“望洋興歎”之憂。倘隻一部分人說些理由，想改變一點，那是曆來沒有成功過。
但現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張女子剪發的，可惜據地不堅。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報載有一處是鼓吹剪發的，後來別一軍攻入了，遇到剪發女子，即慢慢拔去頭發，還割去兩乳……。這一種刑罰，可以證明男子短發，已為全國所公認。隻是女人不準學。去其兩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學男子也。以此例之，歐陽曉瀾女士蓋尚非甚嚴歟？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饜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
我曾經也有過“杞天之慮”，以為將來中國的學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須雇乳娘。但僅隻攻擊束胸是無效的。第一，要改良社會思想，對於乳房較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裝，將上衣係進裙裏去。旗袍和中國的短衣，都不適於乳的解放，因為其時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