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裏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隻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隻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幹，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隻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曆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隻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複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嚐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裏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麵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