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曆和新曆的今年似乎於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著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連產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紮和突變來。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他們先前在做什麼，為什麼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隻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將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眾”。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禮”。一到將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於是在這裏留著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並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裏也就留著一點朦朧。於是想要朦朧而終於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於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裏，文藝方麵也何嚐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著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汙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隻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麵亦正受著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麵”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隻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複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著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裏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麼什麼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著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產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裏，卻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為看準了將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寧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著，跑過去了。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產階級根性，拉“大眾”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
倘若難於“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麼階級，無論所處是什麼環境，隻要“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鬥爭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
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裏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