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的刊物是層出不窮，“文藝的分野”上的確熱鬧起來了。日報廣告上的《戰線》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戰士。承蒙一個朋友寄給我三本，才得看見了一點槍煙，並且明白弱水做的《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裏的有一粒彈子，是瞄準著我的。為什麼呢？因為先是《“醉眼”中的朦朧》做錯了。據說錯處有三：一是態度，二是氣量，三是年紀。複述易於失真，還是將這粒子彈移置在下麵罷：——
“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後的論戰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量氣太窄了。最先（據所知）他和西瀅戰，繼和長虹戰，我們一方麵覺得正直是在他這麵，一方麵又覺得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現在又和創造社戰，辭鋒仍是尖酸，正直卻不一定落在他這麵。是的，仿吾和初梨兩人對他的批評是可以有反駁的地方，但這應莊嚴出之，因為他們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冷嘲熱刺，隻有對於冥頑不靈者為必要，因為是不可理喻。對於熱烈猛進的絕對不合用這種態度。他那種態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適足表出‘老頭子’的確不行吧了。好吧，這事本該是沒有勉強的必要和可能，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們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
這一段雖然並不涉及是非，隻在態度，量氣、口吻上，斷定這“老頭子的確不行”，從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殺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卻很像第三者從旁的批評。從我看來，“尖酸刻薄”之處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會有“老頭子”氣的，這恐怕因為我“冥頑不靈”，不得已而用之的罷，或者便是自己不覺得。不過我要指摘，這位隱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實是創造社那一麵的。我並非說，這些戰士，大概是創造社裏常見他的腳蹤，或在藝術大學裏兼有一隻飯碗，不過指明他們是相同的氣類。因此，所謂《戰線》，也仍不過是創造社的戰線。所以我和西瀅、長虹戰，他雖然看見正直，卻一聲不響，今和創造社戰，便隻看見尖酸，忽然顯戰士身而出現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回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了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並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瀅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讚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為先兩回是正直在我這麵的罷，也還是因為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們同係、同社、同派、同流……。從他們那一麵看來，事情可就兩樣了。我“和西瀅戰”了以後，現代係的唐有壬曾說《語絲》的言論，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長虹戰”了以後，狂飆派的常燕生曾說《狂飆》的停版，也許因為我的陰謀。但除了我們兩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記得了罷。事不幹己，是很容易滑過去的。
這次對於創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於是“論戰”便變成“態度戰”“量氣戰”“年齡戰”了。但成仿吾輩的對我的“態度”，戰士們雖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這位批評家於《呐喊》出版時，即加以譏刺道：“這回由令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得多了”。這傳統直到五年之後，再見於馮乃超的論文，說是“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麼？還有，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為《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為《小說舊聞鈔》，是並不相幹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卻加以編排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這使李初梨很高興，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裏，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但是還不夠，他們因為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還要加注道：“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而這一個“老”的錯處，還給《戰線》上的弱水先生作為“的確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於用了他們的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裏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量氣”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為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為“卑汙”的托爾斯泰，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臣魯迅誠惶誠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才不至於“的確不行”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