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於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裏來講幾句，情不可卻，隻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於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麵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麵，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誌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誌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為什麼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隻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製，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複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煉。但後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裏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四麵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