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h0|Q\u0011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讚成這種“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讚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
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讚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裏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麼什麼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曆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
（《蕭伯納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