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裏已經說過了。到這裏，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隻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隻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
“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複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係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係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係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裏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幹叔奸侄女
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
男指係遊玩並非風流”
它在“叔”上添一“幹”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隻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麼“員外”什麼“警犬”的狂嗥起來，好象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誌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裏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裏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於《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隻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
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
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呐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曆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隻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複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麵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隻要看陳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麵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麵，太刻薄而私心，隻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裏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
〔微知〕
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
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 水手
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麵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麵，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曆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板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板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板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
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係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係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係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雲。
〔逸〕
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
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獲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嚐試，想複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鬱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
〔農〕
這些記載，於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 ，卻在《文壇進行曲》裏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於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隻要用寥寥十五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遊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啟事──
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
編者
這現象，好象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裏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穀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伏於老板，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複見於近日矣。
〔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麼信，隻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隻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
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騖，《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 法魯
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裏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裏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麵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麵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棱角，摸著正麵，卻要把它當做反麵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兒“要自由”，一回兒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複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裏，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嚐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