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我在這裏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於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麵克服著，一麵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著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於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隻從壞處著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