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H. Rider Haggard）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裏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麵，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麵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麵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隻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隻有痛楚，他要掙紮，用不著癢癢的撫摩，隻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麵，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紮；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隻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於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隻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