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呐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裏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幹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呐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隻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隻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隻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