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伯度
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於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麵，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之前，他早是一位對於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
“我現在隻舉一個簡單的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
“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為什麼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
這段話見於《中國文法通論》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夠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於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裏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麵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沒有，談話裏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隻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隻好說是“‘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麼，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裏，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嚐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隻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它卻又粗淺，籠統嗎？
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著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仍多，先生以為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真不知是從那裏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翻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眾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間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翻譯是要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為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盡管做，隻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我是一個不懂顛倒式的歐化文式的愚人！對於先生的盛意提倡，幾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國人了。今特負責請問先生為甚麼投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總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對於先生的主張不敢領教的！幸先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