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綏·勖密特（Kaethe Schmidt）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於東普魯士的區匿培克（Koenigsberg）。她的外祖父是盧柏（Julius Rupp），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協會的創立者。父親原是候補的法官，但因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見，沒有補缺的希望了，這窮困的法學家便如俄國人之所說：“到民間去”，做了木匠，一直到盧柏死後，才來當這教區的首領和教師。他有四個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凱綏的藝術的才能。凱綏先學的是刻銅的手藝，到一八八五年冬，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學的柏林，向斯滔發·培倫（Stauffer Bern）去學繪畫。後回故鄉，學於奈台（Neide），為了“厭倦”，終於向閔興的哈台列克（Herterich）那裏去學習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爾·珂勒惠支（Karl Kollwitz）結婚，他是一個開業的醫生，於是凱綏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間住下，這才放下繪畫，刻起版畫來。待到孩子們長大了，又用力於雕刻。一八九八年，製成有名的《織工一揆》計六幅，取材於一八四四年的史實，是與先出的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的劇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萊親》，零一年刻《斷頭台邊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連續版畫《農民戰爭》七幅，獲盛名，受 VillaRomana 獎金，得遊學於意大利。這時她和一個女友由佛羅棱薩步行而入羅馬，然而這旅行，據她自己說，對於她的藝術似乎並無大影響。一九○九年作《失業》，一○年作《婦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為題材的小圖。
世界大戰起，她幾乎並無製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兒子以義勇兵死於弗蘭兌倫（Flandern）戰線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選為普魯士藝術學院會員，這是以婦女而入選的第一個。從一九年以來，她才仿佛從大夢初醒似的，又從事於版畫了，有名的是這一年的紀念裏勃克內希（Liebknecht）的木刻和石刻，二二至二三年的木刻連續畫《戰爭》，後來又有三幅《無產者》，也是木刻連續畫。一九二七年為她的六十歲紀念，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鬥的作家，給她書簡道：“你的無聲的描線，侵人心髓，如一種慘苦的呼聲：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呼聲。”法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則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用了陰鬱和纖穠的同情，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裏了。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然而她在現在，卻不能教授，不能作畫，隻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兒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兒子像那父親一樣，也是一個醫生。
在女性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於凱綏·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讚美，或者攻擊，或者又對攻擊給她以辯護。誠如亞斐那留斯（Ferdinand-Avenarius）之所說：“新世紀的前幾年，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就為報章所喧傳的了。從此以來，一個說，‘她是偉大的版畫家’；人就過作無聊的不成話道：‘凱綏·珂勒惠支是屬於隻有一個男子的新派版畫家裏的’。別一個說：‘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家’，第三個卻道：‘她是悲觀的困苦的畫手’。而第四個又以為‘是一個宗教的藝術家’。要之：無論人們怎樣地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怎樣地從中隻看見一種的意義──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沒有忘記她。誰一聽到凱綏·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見這藝術。這藝術是陰鬱的，雖然都在堅決的動彈，集中於強韌的力量，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們中國，紹介的還不多，我隻記得在已經停刊的《現代》和《譯文》上，各曾刊印過她的一幅木刻，原畫自然更少看見；前四五年，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國所複製的作品，據我所見，以《凱綏·珂勒惠支畫帖》（Kaethe Kollwitz Mappe，Herausgegeben Von Kunstwart Kunstwart–Verlag，Muenchen，1927）為最佳，但後一版便變了內容，憂鬱的多於戰鬥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數較多的，則有《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Das Kaethe Kollwitz Werk，Carl Reisner Verlag，Dresden，1930），隻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紮，聯合和奮起。此後又出了一本新集（Das Neue K.Kollwitz Werk 1933），卻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Wilhelm Hausenstein）批評她中期的作品，以為雖然間有鼓動的男性的版畫，暴力的恐嚇，但在根本上，是和頗深的生活相聯係，形式也出於頗激的糾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緊握著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並取她的後來之作，以這批評為不足，他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和裏培爾曼（Max Liebermann）不同，並非隻覺得題材有趣，來畫下層世界的；她因為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所以非畫不可，這是對於榨取人類者的無窮的“憤怒”。“她照目前的感覺，──永田一修說──描寫著黑土的大眾。她不將樣式來範圍現象。時而見得悲劇，時而見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無論她怎樣陰鬱，怎樣悲哀，卻決不是非革命。她沒有忘卻變革現社會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脫離了悲劇的，或者英雄的，陰暗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