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讚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為主體的，但其成為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曆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為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隻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者；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麼？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隻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為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隻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為什麼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麼？）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裏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太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
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裏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並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它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就也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麼？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裏，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卻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於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麼“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麼？）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讚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於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麼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麵上扮著“革命”的麵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隻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於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誌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於“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為它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卻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於加入者的資格就限製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著“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於“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講的話，並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製定了加入的限製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讚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麵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著，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於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並非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