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暨南大學講演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為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麼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麼。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裏麵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後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後，看看梅蘭芳薑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並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隻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隻有一段短短曆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麼，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它們自有它們的首領；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在部落裏，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隻好去死。那時沒有什麼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讚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God那麼玄妙）罷了！那裏會有自由思想？後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複雜得多，夾著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係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
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在中國又不同，有國粹的道德，連花呀月呀都不許講，當作別論。）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躲在象牙之塔裏麵；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裏麵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現在呢，他們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學家了，還是要逃到南邊來；“象牙之塔”的窗子裏，到底沒有一塊一塊麵包遞進來的呀！
等到這些文學家也逃出來了，其他文學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別的文學家，對於現狀早感到不滿意，又不能不反對，不能不開口，“反對”“開口”就是有他們的下場。我以為文藝大概由於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於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隻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鋪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衝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麼；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寫肚子餓的書裏，它說起那人餓得久了，看見路人個個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單褂子的，在他眼裏也見得那是驕傲。我記起我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個人，他身邊什麼都光了，時常抽開抽屜看看，看角上邊上可以找到什麼；路上一處一處去找，看有什麼可以找得到；這個情形，我自己是體驗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