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前天第十次會見“詩孩”，談話之間，說到我可以對於《文學周刊》投一點什麼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藝上有偉大的尊號如詩歌小說評論等，多少總得裝一些門麵，使與尊號相當，而是隨隨便便近於雜感一類的東西，那總該容易的罷，於是即刻答應了。此後玩了兩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書桌坐下來豫備寫字，不料連題目也想不出，提筆四顧，右邊一個書架，左邊一口衣箱，前麵是牆壁，後麵也是牆壁，都沒有給我少許靈感之意。我這才知道：大難已經臨頭了。
幸而因“詩孩”而聯想到詩，但不幸而我於詩又偏是外行，倘講些什麼“義法”之流，豈非“魯般門前掉大斧”。記得先前見過一位留學生，聽說是大有學問的。他對我們喜歡說洋話，使我不知所雲，然而看見洋人卻常說中國話。這記憶忽然給我一種啟示，我就想在《文學周刊》上論打拳；至於詩呢？留待將來遇見拳師的時候再講。但正在略略躊躇之際，卻又聯想到較為妥當的，曾在《學燈》——不是上海出版的《學燈》——上見過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來了，於是就將他的題目直抄下來：《詩歌之敵》。
那篇文章的開首說，無論什麼時候，總有“反詩歌黨”的。編成這一黨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專訴於想像力的或種藝術的魅力，最要緊的是精神的熾烈的擴大，而他們卻已完全不能擴大了的固執的智力主義者；二、是他們自己曾以媚態奉獻於藝術神女，但終於不成功，於是一變而攻擊詩人，以圖報複的著作者；三、是以為詩歌的熱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會的道德與平和的那些懷著宗教精神的人們。但這自然是專就西洋而論。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最顯著的例是洛克，他觀作詩，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學方麵發揚了偉大的天才的巴士凱爾，於詩美也一點不懂，曾以幾何學者的口吻斷結說：“詩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凡是科學底的人們，這樣的很不少，因為他們精細地研鑽著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近來的科學者雖然對於文藝稍稍加以重視了，但如意大利的倫勃羅梭一流總想在大藝術中發見瘋狂，奧國的佛羅特一流專一用解剖刀來分割文藝，冷靜到入了迷，至於不覺得自己的過度的穿鑿附會者，也還是屬於這一類。中國的有些學者，我不能妄測他們於科學究竟到了怎樣髙深，但看他們或者至於詫異現在的青年何以要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或者至於用算盤來算定新詩的樂觀或悲觀，即以決定中國將來的運命，則頗使人疑是對於巴士凱爾的冷嘲。因為這時可以改篡他的話：“學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
但反詩歌黨的大將總要算柏拉圖。他是藝術否定論者，對於悲劇喜劇，都加攻擊，以為足以滅亡我們靈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緒，凡有藝術，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實在”尚隔三層；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馬。在他的《理想國》中，因為詩歌有能鼓動民心的傾向，所以詩人是看作社會的危險人物的，所許可者，隻有足供教育資料的作品，即對於神明及英雄的頌歌。這一端，和我們中國古今的道學先生的意見，相差似乎無幾。然而柏拉圖自己卻是一個詩人，著作之中，以詩人的感情來敘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國》，也還是一部詩人的夢書。他在青年時，又曾委身於藝圃的開拓，待到自己知道勝不過無敵的荷馬，卻一轉而開始攻擊，仇視詩歌了。但自私的偏見，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長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亞裏士多德做了一部《詩學》，就將為奴的文藝從先生的手裏一把搶來，放在自由獨立的世界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