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7�\u000er�——在北大講演紀錄
我四五年來未到這邊，對於這邊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諸君所知。所以今天還是講幫閑文學與幫忙文學。
這當怎麼講？從五四運動後，新文學家很提倡小說；其故由當時提倡新文學的人看見西洋文學中小說地位甚高，和詩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說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們中國的老眼睛看起來，小說是給人消閑的，是為酒餘茶後之用。因為飯吃得飽飽的，茶喝得飽飽的，閑起來也實在是苦極的事，那時候又沒有跳舞場：明末清初的時候，一份人家必有幫閑的東西存在的。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幾筆畫，這叫做幫閑，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閑文學又名蔑片文學。小說就做著篾片的職務。漢武帝時候，隻有司馬相如不高興這樣，常常裝病不出去。至於究竟為什麼裝病，我可不知道。倘說他反對皇帝是為了盧布，我想大概是不會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盧布。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的時候，這些人便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於是臣子就幫閑。所以幫閑文學實在就是幫忙文學。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閑；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唐詩即有此二種。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下野”。後麵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閑，那麼，心裏就甚是悲哀了。
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時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謂之征君；開當鋪，賣糖葫蘆是不會被征的。我曾經聽說有人做世界文學史，稱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看起來實在也不錯。一方麵固然由於文字難，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麵看起來，中國文學和官僚也實在接近。
現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於看不出來。今日文學最巧妙的有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派。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確是革命的，因為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的，但是現在卻連反抗性都沒有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製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故也變成幫忙柏勒思（Plus）幫閑。為藝術而藝術派對俗事是不問的，但對於俗事如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人是反對的，則如《現代評論》派，他們反對罵人，但有人罵他們，他們也是要罵的。他們罵罵人的人，正如殺殺人的一樣——他們是劊子手。
這種幫忙和幫閑的情形是長久的。我並不勸人立刻把中國的文物都拋棄了，因為不看這些，就沒有東西看；不幫忙也不幫閑的文學真也太不多。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閑幫忙的人物。有人說文學家是很高尚的，我卻不相信與吃飯問題無關，不過我又以為文學與吃飯問題有關也不打緊，隻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閑就好。
“靜靜的頓河”後記
本書的作者是新近有名的作家，一九二七年珂剛（P.S.Kogan）教授所作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還未見他的姓名，我們也得不到他的自傳。卷首的事略，是從德國輯譯的《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Dreising neue Erxaehler des newen Russland）的附錄裏翻譯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