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升之，嚐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升之白。頃退居商洛，入闕披陳，山林獨住，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仕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圮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雲：‘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妃。’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才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並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舍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采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誌，深所望焉。樂安任升之白。”數日，欽悅即複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仆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圮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複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其言，當待仆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圮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雲‘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圮，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雲‘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圮。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仆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複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覈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行及滋水，凡二十裏，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抃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夫一邱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圮，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薑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岩野，子房神授於圮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凂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餘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曆殿中侍禦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餘敘其所聞，係於二篇之後，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卷二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 李吉甫撰（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