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藝術，最犯忌的是有空虛的處所；有無謂的東西；還沒有全充實。隻有真東西充實著。不充實的藝術，都是虛偽的；至少，那沒有充實的處所，是虛偽的，是玩著把戲的，雖然也有工拙。
虛偽有時也裝著充實似的臉。然而那是紙糊玩意兒，一遇著時間和事實，便不能不現出本相。不能分別真東西和假東西的人，就因為這人就是假東西的緣故。
以假的也不妨，隻要真實似的寫著為滿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隻要寫真實，則見得虛假似的也不妨的時代，已經來到了。
有人說，真實的事是不能寫的。這樣的人很可憐。將事物，照樣地寫，是不能的，然而真實的事卻能寫；不是真實的事，是不能真實地寫出來的。即使意思之間是在造謊，但倘使知道是在造著謊，便知道了造著謊這一件真實的事。
然而，也許有人要說，隻要知道了造著謊這一件真實的事，那就不下於寫著真實了，也就行罷。這樣的人，是拿出十元的鍍金的金幣來，說道“這是假的，”而想別人便道“哦，原來如此，”就當作十元收用了去的人。
象陀密埃（H. Daumier）和陀拉克羅亞（E. Delacroix）所畫那樣的人和動物，是沒有的罷。但陀密埃和陀拉克羅亞的畫是真東西；是寫了真實的。象沙樊（P. Chavannes）和迢尼（M. Denis）所畫那樣的風景和人，是沒有的罷，然而誰說是寫了虛假了呢？如戈耶（F. Goya），如比亞茲萊（A. Beardsley），如盧敦（O. Redon），也決不畫假東西。不明白這一點的人，便說真實是不能寫的。
無論怎樣的寫實家，“如實”地是不能寫的，然而“實”卻能寫。不明白這一點的人，也就不會懂得所謂“自由”和“個性”；而且也不會懂得偉大的作品。
陀思妥夫斯基（F. Dostoevski）的文章也許拙罷。但倘教陀思妥夫斯基寫了都介涅夫（I. Turgeniev）似的文章，將怎樣呢？即使寫了托爾斯泰似的文章，陀思妥夫斯基也就不成其為陀思妥夫斯基了。要顯出陀思妥夫斯基來，陀思妥夫斯基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隻有懂得這意思的人，才能夠批評文事。
凡是大藝術家，大文豪，都各有自己獨特的技巧，而且使這技巧進步，一直到極端。不使進步，是不幹休的。世間沒有半生不熟的天才。
毫不帶著世界底的分子的人，即毫無人類底的處所的人，是根的浮淺的人；是作為人類，沒有大處的人。
我們不願意到什麼時候總還是支流，要跳進本流，做些盡自己的力量的事。如果不行，便是不行也好。
被稱為日本的摩泊桑（Guy de Maupassant），日本的惠爾倫（P. Verlaine），就得以為名譽，是使人寒心的。假使和默退林克（M. Maeterlinck）是比國的沙士比亞，契嗬夫（A. Chekhov）是俄國的摩泊桑，惠爾哈連（E. Verhaeren）是歐洲的威德曼（W. Whitman），羅德勒克（Henri de Touloues-Lautrec）是法國的歌麿之類，是一樣意思，那倒還不妨，但看去總不象一樣意思。在“日本的”之中，總含有盤旋於範圍裏的意味。這也是範圍裏的不很好的地方。
我們不應該怕受別人的感化，而躲在洞窟裏。為要使自己活，不盡量受取，是不行的。隻有能夠因著受取而使自己愈加生發的人，才是真有個性的人。
我們是活用著迄今所記得的東西而生活著的。便是人類，也如此。活用著人類所記得的東西，更將新的真、善、美使人類記得，是文藝之士的工作。文藝之士應該成為人類的頭腦或官能，而且使人類生長。人類是記性很好的人；也不是閑人，倘將已經記得的事，新鮮似的講起來，就要覺得不高興。日本現今的文藝之士，不過是將人類已經知道的事，向鄉下的鄉下的又鄉下去通知。為人類所輕蔑，已無法可想。然而既然稱為文藝之士，則鄉下的鄉下的巡遊，想來總該要不耐煩的。
正如落鄉的戲子們，自稱我是戲子，便使人發笑一樣，日本的文藝之士稱著什麼文豪呀藝術家呀，要不為人所笑，也還須經過一些時間。
然而，在鄉下，聽說是稱為大文豪，大藝術家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作。譯自《為有誌於文學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