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名姓，如果寫全，是Aleksandr Stepan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義雲“斯台班的兒子，”第三字才是姓。自傳上不記所寫的年月，但這最先載在理定所編的《文學底俄羅斯》（Vladimir Lidin: Literaturnaya Russiya）第一卷上，於一九二四年出版，那麼，至遲是這一年所寫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傳》（Pisateli）中，雅各武萊夫的自傳也還是這一篇，但增深了著作目錄：從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計二十五種。
俄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因為物質的缺乏和生活的艱難，在文藝也是受難的時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經濟政策，文藝界遂又活潑起來。這時成績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雜誌《赤色新地》所擁護，而托羅茲基首先給以一個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們的出現的表麵上的日子，也可以將‘綏拉比翁的弟兄’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寧格勒的藝術之家’裏的第一回會議，算進裏麵去。（中略。）在本質上，這團體在直接底的意義上是並沒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傾向的。結合著‘弟兄’們者，是關於自由的藝術的思想，無論是怎樣的東西，凡有計劃，他們都是反對者。倘要說他們也有了綱領，那麼，那就在一切綱領的否定。將這表現得最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 Zoshchenko）：‘從黨員的見地來看，我是沒有主義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來講自己，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又不是帝政主義者。我隻是俄羅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體的規模上，布爾塞維克於我最相近。我也讚成和布爾塞維克們來施行布爾塞維主義。（中略。）我愛那農民的俄羅斯。’”
“一切‘弟兄’的綱領，那本質就是這樣的東西。他們用或種形式，表現對於革命的無政府底的，乃至巴爾底山（襲擊隊）底的要素（Moment）的同情，以及對於革命的組織的計劃底建設底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態度。”（P. S. Kogan:《偉大的十年的文學》第四章。）
《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萊夫，便是這“綏拉比翁的弟兄”們中的一個。
但是，如這團體的名稱所顯示，雖然取霍夫曼（Th. A. Hoffmann）的小說之名，而其取義，卻並非以綏拉比翁為師，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們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態度。所以各人在那“沒有綱領”這一個綱領之下，內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現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和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先前就都是這團體中的一分子。
至於雅各武萊夫，則藝術的基調，全在博愛與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時竟至於佩服教會。他以農民為人類正義與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們才將全世界連結於友愛的精神。將這見解具體化了的，是短篇小說《農夫》，其中描寫著“人類的良心”的勝利。我曾將這譯載在去年的《大眾文藝》上，但正隻為這一個題目和作者的國籍，連廣告也被上海的報館所拒絕，作者的高潔的空想，至少在中國的有些處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並且表示了較有進步的觀念形態的。但其中的人物，沒有一個是鐵底意誌的革命家；亞庚臨時加入，大半因為好玩，而結果卻在後半大大的展開了他母親在舊房子裏的無可挽救的哀慘，這些處所，要令人記起安特萊夫（L. Andreev）的《老屋》來，較為平靜而勇敢的倒是那些無名的水兵和兵士們，但他們又什九由於先前的訓練。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軍和終於彷徨著的青年（伊凡及華西理）的主觀，來述十月革命的巷戰情形之處，是顯示著電影式的結構和描寫法的清新的，雖然臨末的幾句光明之辭，並不足以掩蓋通篇的陰鬱的絕望底的氛圍氣。然而革命之時，情形複雜，作者本身所屬的階級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寫出更進於此的東西，而或時或處的革命，大約也不能說絕無這樣的情景。本書所寫，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們。要知道在別樣的環境裏的別樣的思想感情，我以為自然別有法兌耶夫（A. Fadeev）的《潰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