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嗬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於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紮。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裏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閑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閑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於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著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著。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於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D. S. Merezhikovski i Z. N. Hippius）、庫普林（A.I.Kuprin）、蒲寧（I. A. Bunin）、安特來夫（L.N. 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爾誌跋綏夫（M.P.Artzybashev）、梭羅古勃（Fiodor Sologub）之流的沉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隻剩了勃留梭夫（Valeri Briusov）、惠壘賽耶夫（V. Veresaiev）、戈理基（Maxim Gorki）、瑪亞珂夫斯基（V.V. Mayakovski）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曆舍·托爾斯泰（Aleksei N. Tolstoi）。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隻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複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erapions brü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