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應該說飲，或喝。然而我們南方人都叫吃。古詩中有“吃茶”，那麼酒也不妨稱吃。說起吃酒，我忘不了下述幾種情境：
二十多歲時，我在日本結識了一個留學生，崇明人黃涵秋。此人愛吃酒，富有閑情逸致。我二人常常共飲。有一天風和日暖，我們乘小火車到江之島去遊玩。這島臨海的一麵，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蔭如蓋，中間設著許多矮榻，榻上鋪著紅氈毯，和環境做成強烈的對比。我們兩人踞坐一榻，就有束紅帶的女子來招待。“兩瓶正宗，兩個壺燒。”正宗是日本的黃酒，色香味都不亞於紹興酒。壺燒是這裏的名菜，日本名叫tsuboyaki，是一種大螺螄，名叫榮螺（sazae），約有拳頭來大，殼上生許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擺平，像三足鼎一樣。把這大螺螄燒殺，取出肉來切碎，再放進去，加入醬油等調味品，煮熟，就用這殼作為器皿，請客人吃。這器皿像一把壺，所以名為壺燒。其味甚鮮，確是侑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這雙筷用紙袋套好，紙袋上印著“消毒割箸”四個字，袋上又插著一個牙簽，預備吃過之後用的。從紙袋中拔出筷來，但見一半已割裂，一半還連接，讓客人自己去裂開來。這木頭是消毒過的，而且沒有人用過，所以用時心地非常快適。用後就丟棄，價廉並不可惜。我讚美這種筷，認為是世界上最進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過方能再用；中國人用竹筷，也是洗過再用，很不衛生，即使是象牙筷也不衛生。日本人的消毒割箸，就同牙簽一樣，隻用一次，真乃一大發明。他們還有一種牙刷，非常簡單，到處雜貨店發賣，價錢很便宜，也是隻用一次就丟棄的。於此可見日本人很有小聰明。且說我和老黃在江之島吃壺燒酒，三杯入口，萬慮皆消。海鳥長鳴，天風振袖。但覺心曠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黃愛調笑，看見年青侍女，就和她搭訕，問年紀，問家鄉，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淚來。於是臨走多給小賬，約定何日重來。我們又仿佛身在小說中了。
又有一種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對手還是老黃，地點卻在上海城隍廟裏。這裏有一家素菜館，叫作春風鬆月樓，百年老店，名聞遐邇。我和老黃都在上海當教師，每逢閑暇，便相約去吃素酒。我們的吃法很經濟：兩斤酒，兩碗“過澆麵”，一碗冬菇，一碗什錦。所謂過澆，就是澆頭不澆在麵上，而另盛在碗裏，作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麵底子來當飯吃。人們叫別了，常喊作“過橋麵”。這裏的冬菇非常肥鮮，什錦也非常入味。澆頭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後，還有剩餘，可以澆在麵上。我們常常去吃，後來那堂倌熟悉了，看見我們進去，就叫“過橋客人來了，請坐請坐！”現在，老黃早已作古，這素菜館也改頭換麵，不可複識了。
另有一種情境，則見於患難之中。那年日本侵略中國，石門灣淪陷，我們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轉桐廬，在城外河頭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們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寶函。他有一個孫子，名叫貞謙，約十七八歲，酷愛讀書，常常來向我請教問題，因此寶函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這老翁年約六十多歲，身體很健康，常常坐在一隻小桌旁邊的圓鼓凳上。我一到，他就請我坐在他對麵的椅子上，站起身來，揭開鼓凳的蓋，拿出一把大酒壺來，在桌上的杯子裏滿滿地斟了兩盅；又向鼓凳裏摸出一把花生米來，就和我對酌。他的鼓凳裏裝著棉絮，酒壺裹在棉絮裏，可以保暖，斟出來的兩碗黃酒，熱氣騰騰。酒是自家釀的，色香味都上等。我們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麵閑談。談的大都是關於他的孫子貞謙的事。他隻有這孫子，很疼愛他。說“這小人一天到晚望書，身體不好……”望書即看書，是桐廬土白。我用空話安慰他，騙他酒吃。騙得太多，不好意思，我準備後來報謝他。但我們住在河頭上不到一個月，杭州淪陷，我們匆匆離去，終於沒有報謝他的酒惠。現在，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貞謙已入中年，情況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