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芸很痛心地說道：“你可以積極治療呀。”
犯罪嫌疑人憤憤不平地看了劉芸一眼：“治療，你說得輕巧。我們不象你，是政府的人，有醫保，坐辦公室，拿工資。我是郊區的農民，收到看天靠地，做點小生意天天防著城管。我們的收入少得可憐，除了吃飯穿衣，小病湊合，大病就沒有了指望。治病哪裏有錢呢？”
“你可以想辦法象人借呀，親戚朋友總會幫忙的。”劉芸不甘心地想深挖出罪犯的內心。
罪犯的內心很不安，他在想要如何說為好，他不想在言語中為難他的親朋好友。
“我象他們借過，他們也都借給了我錢。你可能不知道，我們的親戚朋友同樣沒有太多的餘錢，他們也盡了力幫我。可是，你知道嗎？我這樣的病，醫生說唯一的治療辦法就是肝移植。”
“現在的醫學很發達，沒有治不好的病。”劉芸對當代醫學相信的有些過頭，或許是為了為她的話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你這話真好笑！象幼兒園的水平。”罪犯天不怕地不怕，可能知道犯下重罪，沒有被寬恕的可能了，索性由著性子，圖個嘴巴痛快，他帶著嘲諷的口吻對劉芸說道，“如果都能治好，大家長生不死，那地球都住不下了。怎麼可能呢？”
劉芸很想生氣，可是又不能生氣，麵對這樣的弱者，生氣有什麼用。作為記者、主持人、電視台中層領導，她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又怎麼能夠真正與這樣一個把所有努力變成怨恨的人計較呢。如何喚起民眾對於生命的重視，如何讓更多的人對於普通百姓的疾苦多想想辦法才是正道，才是劉芸自覺做人的良知。
劉芸深吸了兩口氣，平靜本能的不快。
“可是，有一份希望就要盡全部努力呀。”
“我有努力，我向所有能找到的親戚朋友都借了錢，我以為不小了，整整五萬，可是我帶著五萬元去醫院，護士聽我說了，忍不住歪笑著勸我‘這點錢也想做肝移植手術？走吧，走吧，再去弄十個這麼多來。’我想哭，我想立即自我消失在空氣中。五萬元錢都是我們全家東拚西湊來的，要五十萬元，幹脆直接把命拿去好多了。”
“你有沒有找有關部位應映呢？象民政什麼的？”
“我老婆去找過他們，但有用，老婆告訴我，民政的人說這事太多了，如果每個人都找他們想辦法，那不是成了公共汽車，實際上也沒有這麼多錢來辦這些事情。”
劉芸越問心情越沉重，這些現實的問題，如果不親身接觸，還真的沒有辦法深入了解。看來，疾病對於弱勢群體的壓力的確不容忽視。她想關於治病的話題問得差不多了，想想還要從別的角度了解一下罪犯的所思所想。
“可是，你這樣做，害了許多無辜的人。”劉芸很傷感地說道，“你知道嗎？你那樣弄一下，三個人永遠地去了，還有七個人住進了醫院。他們也是有家的人，也有老婆孩子。”
罪犯沉默著，顯然也為自己的行為慚愧和後悔，為自己的衝動反思，這對於那些逝者和傷者已經完了，但是對於之後和他同樣情況的人還是有著警醒作用的。
“我對不起他們。”罪犯對著攝像頭道歉，“我不該這樣。我治不好病也就算了，不能把他們拖下水。”
“你這樣做，你的七十多歲的父母親有多痛苦，你的妻子有多難受，還有你的讀高中的兒子，你留給他的太多複雜難言的情感呀。”
罪犯痛哭起來，拚命搖頭：“你不要說了，你不要說了，我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