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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or
Wang Xiaomei，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ciolinguistics and global Chinese. Email: [email protected]
作者簡介
王曉梅，女，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係，教授、係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語言學和全球華語。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以華語為媒介的認同管理——以兩類華校為例
王曉梅
提要：本文以認同管理（Marboob， 2015）和語言管理（Spolsky， 2009）為框架，討論馬來西亞兩類華校的華人認同與華語管理之間的關係，分析獨立中學和國民型中學如何通過語言管理來加強學生的身份認同。本文的討論建立在對檳城四所華校的校長、教師、學生的訪談基礎之上，訪談對象共計24人。 兩類學校的共性為：華人認同與學校的華語規劃密切相關，而且訪談對象都對華語的價值及其對華人認同的重要性表示讚同。馬來西亞華校通過華語進行的認同管理與所處的華人社會的情況是一致的，而且因應了馬來西亞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的社會現實。
關鍵詞：華人；華校； 語言管理；華語；馬來西亞
語言景觀視角下泰國華語使用及其變異·語言變異·
語言景觀視角下泰國華語使用及其變異 本研究得到國家語委重點項目“東南亞華社語言景觀調查及資源庫建設”（項目編號：ZDI125—37）、廣東省本科教改項目“麵向漢語教學的語言景觀資源開發與應用”（項目編號：［粵教高函］2017214號）、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華語語法研究”（項目編號：11&ZD128）的資助。
祝曉宏
提要：華語研究引入語言景觀視角，可以將微觀和宏觀研究綜合起來，比較全麵地認識華語狀況。本文在調查泰國華語景觀的基礎上，描寫華語景觀中的語言變異現象，將泰國華語變異分為文化傳承變異與華語習得變異兩類，並提出對待變異現象的態度。
關鍵詞：語言景觀；泰國華語；華語使用；華語變異
引言
全球華語研究通常有兩種路徑：微觀層麵的針對世界各地華語本體的研究，宏觀層麵的圍繞世界各地華語使用的研究。目前，這兩種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王曉梅，2017；祝曉宏、周同燕，2017）。這兩種路子的研究取材不同，所以基本上是獨立進行的：描寫華語特點的研究一般使用具體語料，而這些語料很難用來描寫華語狀況；描寫華語狀況的研究一般借助社會語言使用調查，而這些調查結果也難以用來描寫華語本身的情況。然而，語言即用法，實際上華語本身是不能脫離華語使用而存在的，兩個方麵的研究不應該被過分地割裂。我們認為，引入語言景觀的視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微觀和宏觀研究綜合起來，比較全麵地認識華語狀況。
語言景觀研究的一大優勢就是可以觀察語言使用、語言教育、語言政策乃至語言生態（Leung and Wu， 2012）。近來，也有一些研究通過語言景觀考察語言結構和語言變異（Bolton， 2012），並提出創建“景觀語言學”（陳衛恒，2016）。因此，從語言景觀入手，有利於綜合考察語言使用和語言變異。在海外華人社會，通過語言景觀觀察當地的華語生活和變異，更是一條便捷且有效的途徑。
本文即以泰國華語為例，嚐試從語言景觀視角研究泰國華語使用及其變異情況。
一相關研究簡述
圍繞泰國華語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個方麵。一是伴隨著泰國漢語教學熱而出現的華文教學、華語傳播研究（吳應輝、楊吉春，2008；吳應輝等，2012；陳創榮，2011；李誌淩，2012）。二是華語研究興起背景下的泰國華語詞語、語法研究（徐複嶺，2007；施春宏，2015；方清明、溫慧雯，2017），研究素材基本上是依據書麵語語料，揭示泰國華語的特點。三是以針對青少年群體為主的華語使用情況研究（沈玲，2015；袁婉秋，2016），多以問卷調查展開，研究發現泰國年輕一代在語言選用模式上傾向於泰語而非華語。從以上這些成果來看，泰國華語變異研究和華語狀況的探討是分開進行的。
關於泰國語言景觀研究，以Hueber（2006）、Troyer（2012）和Wu & Techasan（2016）等為代表。他們研究的關注點是泰國語言景觀中的英語使用情況，尤其是英語在公共空間的擴散、功能和影響等問題，對於華語景觀則著墨不多。Hueber（2008）調查了曼穀15個街區語言景觀中的語言接觸和語言混合情況，涉及曼穀唐人街耀華力路（Yaowarat Road）和石龍軍路（Charoen Krung Road）上的華語景觀，發現這兩個地帶以泰語華語雙語標牌為主，泰語和華語都是優勢語言，華人華語向泰語文化融入。Wu & Techasan（2016）以民族誌方法調查了耀華力路的店名景觀，發現對於泰國的顧客而言，華語更多的是象征功能，英語居於優勢地位。陳寶雲（2018）則將調查範圍擴大到曼穀華人聚集區的語言景觀，包括唐人街和暹羅廣場等華人社區，但其重心偏向華語景觀的數量統計，描寫稍顯粗糙。總的來看，這些語言景觀研究沒有關注華語變異情況。
泰國是海外華人華僑聚居人口最多且是距離中國最近的國家。數據顯示，2018年泰國華人達到900萬，占總人口六分之一。泰國也是中國人最熱衷的旅遊目的地，搜狐網報道2018年赴泰遊人次突破1000萬。前往泰國經貿、交流的國人與日俱增，華語在泰國城市公開場合的能見度越來越高，泰國社會學習和使用華語的人也會越來越多。基於此，有必要更深入地調查泰國華語景觀的狀況，考察華語景觀中的語言變異。
二泰國曼穀華語景觀類型
（一） 調查方法
我們所說的華語景觀，是包含有且不限於中文字符的語言景觀。它的製作主體通常是海外華人社會，也可能是華人旅居較多的所在國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組織。例如，曼穀唐人街上的泰京銀行三語招牌上就有華語標識，而這家銀行是泰國國有銀行；遊人如織的大皇宮景區和安葩窪（私人標牌上也有作“安帕瓦”）水上市場景區標牌上，也有華語標識；曼穀機場更是容易看到華語景觀。華人以華語景觀實現信息溝通、身份認同、文化傳承等目標，一些國家則以華語景觀吸引中國遊客、服務華族群體、塑造國家語言政策等為目標。因此，華語景觀是觀察該國語言政策、語言生態以及華人語言使用狀況的一個重要窗口。一般而言，有華人聚集或活動的地方就會有華語景觀。
曼穀是泰國華人最多的城市，而新老唐人街、四麵佛景區、湄南河岸碼頭夜市和西部美攻火車市場，則是華語景觀最為集中的地區，特別是近年來大中華區的遊客逐年增多，使得這些地區語言景觀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彩的麵貌。本項調查主要在上述5個地區展開，調查時間為2017年8月，共獲得華語標識852例，全部照片由OPPO R9S拍照手機拍得。
（二） 泰國華語景觀的語言類型
按照語種組合方式，泰國曼穀華語景觀主要存在四種語言類型，在5個不同地區的情況如表1所示。
從表1以及我們的觀察來看，泰國華語景觀呈現出幾個明顯的特點：
一是“華語+泰語”雙語景觀占據主流，占全部華語標識近65%，而真正的華語單語（占7.7%）和華語多語景觀並不多見（占23.6%）。單語華語景觀大部分是曆史華語景觀，製作年代比較久遠，其華文字在標識上的呈現順序多為從右到左。相應的是，華語景觀的材質多以木頭和金屬為主，字體多為繁體、楷體書寫。表1泰國華語景觀的語言類型表
語言類型老唐人街新唐人街四麵佛景區碼頭夜市火車市場總數華語單語1630281066（7.7%）華語+泰語219122438878550（64.6%）華語+英語181115035（4.1%）華語+泰語+英語6845211420168（19.7%）華語+泰語+其他15435633（3.9%）總數33621270120114852（100%）二是“華語+泰語”雙語景觀的結構布局，泰語總是處於中心或抬頭位置，華語位置靠下或居於邊緣。華文字體的大小和數量一般也不會超過泰語。根據泰國皇家法案部門規章第5章法律條文（1992年），目前泰國的私人招牌交稅有3種情況：（1） 純泰文：以每500平方厘米3泰銖計；（2） 泰文加上外語且泰語在最上方、比其他語言大：以每500平方厘米20泰銖計；（3） 無泰文的或泰文在下方、比其他語言小：以每500平方厘米40泰銖計。以上3種若總價未達到200泰銖，最後還是以200泰銖來計算（陳寶雲，2018）。
三是在雙語或多語景觀中的語言關係，泰語、英語和華語總是對譯關係。華語多語景觀在顏色上多以紅色、黃色為主，透露出較為濃厚的中國風格。
（三） 泰國華語景觀的功能類型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華語主要出現在菜單、店名、戶外廣告牌、警示牌、景區標牌等語言標識上，構成了不同功能類型的華語景觀。不同地區的情況如表2所示。表2泰國華語景觀的功能類型表
功能類型老唐人街新唐人街四麵佛景區碼頭夜市火車市場總數菜單1364541622223（26.1%）店名937885345277（32.5%）廣告牌7564124450245（28.8%）告示、警示標識1310616651（6.0%）吉祥標識191586856（6.6%）總數33621238135131852（100%）從表2來看，泰國華語景觀的功能類型又表現出幾個特點：
一是在新老唐人街上，絕大部分店名和廣告牌都是金行、餐飲、特產、快遞、藥房、按摩、旅行社、酒店、銀行等標識。換言之，華語主要是在這些行業標識中發揮信息溝通作用。在景區、夜市和火車市場，華語也主要是在這些行業標識中發揮信息功能。
有趣的是，隨著中國移動支付的引入，唐人街上也出現了微信、支付寶等標識以及相關的華語信息。另外，我們還在曼穀曼德琳漢語教學中心附近看到一則藥店廣告牌上書寫“華語藥師”。可以想象，這些華語標識主要是為了吸引和服務中國遊客。
二是警示標示中有華語出現的時候，通常也有泰語和英文翻譯。也就是說，在相對官方的語言景觀中，華語須和泰語一起執行信息功能，單獨華語本身不具有這樣的功能。從數量上來看，華語在官方語言景觀中的出現比例極少。
三是趨吉避凶的華語標識尚有身份、象征功能。在很多華人店麵中，仍然保留以華語為載體的日曆、對聯、招貼等，對聯或招貼上常有“恭喜發財、財源廣進、萬事興隆、福祿壽”等吉祥話語，與室內外的燈籠、神龕、民間崇拜偶像等一起構成較為鮮明的中華文化環境。
三泰國華語景觀中的語言變異類型
華語景觀是觀察泰國華語使用的一個窗口。根據我們的觀察，華語景觀中的語言變異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泰國文化傳承形成的語言變異，主要體現為一些華語詞語的使用具有國別和社區特色；二是泰國華語習得造成的語言變異，主要體現為一些偶發性錯誤和常見性的語言差異。以下分類描述。
（一） 泰國文化傳承形成的語言變異
（1） 泰國佛教文化形成的語言變異
佛教是泰國的國教，95%以上的泰國民眾信奉佛教，而首都曼穀則有“佛廟之都”的稱號。除一般家庭設立佛龕、禮佛成風外，佛教文化早已滲透進泰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曼穀公共場所的華語景觀中，佛教元素也是不時可見，這不僅體現在佛教各種符號的使用上，還有語言運用方麵的表現。例如：
佛祖帕窩齊蔭護，森林峻嶺罩濃霧
鶴鬆堂創始於佛曆二四七○年
專鑲佛像防水100%等待即時可領
佛來運轉R 泰國化妝品\/護膚品
樂捐箱歡迎參拜吉祥天女拉克什米
上例華語景觀中出現了“佛祖、佛曆、佛像、佛來運轉”等詞語，還有衍生的“樂捐箱、參拜天女”等也是佛教文化帶來的表達。這既是泰國佛教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一種表現，也是泰國語言生活的一個側麵。
（2） 泰國皇權文化形成的語言變異
泰國是保留皇室和皇權的國家，普通民眾對皇室和皇家的尊崇無與倫比。泰國一些重大場合還可以看到標牌上書寫“敬祝皇上，萬壽無疆”。對於廣告設計者而言，利用“皇家”做文章，讓商標帶上“皇”或者“王”字來提高自家產品光環效應，從而吸引消費者注意，就成為商品銷售的一種方便法門。在公共場所的華語景觀中，也不乏這方麵的語言元素。例如：
泰國皇家足貼、皇家足貼。
皇家醫學水光針。
皇家乳膠產品
王權免稅 提貨櫃台
當然，這些含有“皇家”詞語的招牌基本上跟泰國皇室沒有任何關係。根據泰國法律，在泰國注冊公司時，公司名稱裏麵是不得出現泰語“”（皇家）這個詞的。有些商家想用“皇家”作為公司名稱以提高公司檔次，就借用英文“royal”，將英文royal發音寫成泰語“”，如此泰語就可作為公司名稱使用了。這樣的公司名稱會讓外人以為是泰國皇家經營的企業。華語商標借用“皇家”無非也是看中外國人會吃這一套。
（3） 旅遊文化形成的語言變異
在泰國華語景觀中，特別是在商品標牌中，還有很多“泰”字打頭以及包括“泰”字的語言標識。例如：
泰貨正品 泰貨邦聯批發中心薩瓦迪店泰貨正品批發零售直郵中國泰南燕公司泰燕堂泰燕堂燕窩泰福華專營中泰食品泰福華精品店 鱷魚皮具泰地道泰好吃（榴梿廣告圖片）泰便宜泰正泰源泰果（Thai Go）泰式按摩泰中意廣外一條街泰尚優品東方泰SPA快通國際物流—愛泰行燕窩原生泰聚泰優品
根據“泰”字後出現的語法成分，我們可以將上述“泰”字打頭的商品品牌詞語模式化為“泰X”組合。如果後麵的X是名詞或名詞性成分，那麼“泰”字開頭的商品標識強調其泰國屬性或泰國品質；若X是形容詞，其中的泰字容易諧音“太”，傳達出商品品牌在X品質方麵高程度的含義。需要注意的是，“泰X”組合的商品標識多出現在新唐人街區域，這塊區域的目標消費群體主要是中國遊客或者跨境消費者，“泰”可以突出商品源於泰國、泰國品質，滿足或者迎合了部分國人的消費想象或消費需求。
（4） 漢語方言帶來的語言變異
在泰國華語景觀中，也有不少來自漢語南方方言的華語標識。例如：
泰盛基大餉當無限公司初順發餉當榮盛泉記（YONG SENG CHAN KEE）和興利雙記邢泰記
發利海產和成豐（HUA SENG HONG RESTAURANT）和興利（HANG SANG AROON）燕窩質素
燉竹笙燉豬根抵食檔仔出菜好味點心
前8例是商店招牌。這些招牌多有“發、榮、和、興、豐、利”等吉利字眼兒，在廣府文化中利用這些字眼兒是為了圖一個好意頭；並且從它們後麵的拚音來看，這些招牌語可能是來自潮汕方言，“XX記”也是典型的廣府招牌。後7例也是來自粵方言的表達，標準中文說法是：燕窩質量、燉竹蓀、燉豬鞭、劃算、檔口、上菜、好吃點心。
（二） 泰國華語習得造成的語言變異
（1） 語序變異
在泰國一些華語景觀中，華語詞語的組合順序有時會迥異於普通話。例如：
王龍蝦雞肉泰式炒麵蝦泰式炒麵蝦黑胡椒咖啡熱最好泰國的產品按摩泰國（Massage Thailand）
友誼中國（Chinese Friendship）
圖1老唐人街曼穀醫院
圖2四麵佛景區某大樓大堂告示牌
普通話的詞語組合順序通常是中心詞置後。上麵例子中的詞序在普通話中應該是“龍蝦王、泰式雞肉炒麵、泰式蝦炒麵、黑胡椒蝦、熱咖啡、泰國最好的產品、泰國按摩、中國友誼”。圖1和圖2裏的華語正常的語序應該是“唐人街曼穀醫院從今天起正式開業、所有進入該大樓的人都將被徹底檢查”。很顯然，華語景觀中的詞序變異，主要出現在菜單和服務類的商品語言景觀當中。需要注意的是，出現詞語順序變異的情況，主要是發生在多個詞語組合成定中結構的時候，如果隻有兩個詞組合，則較少會出現變異。比如菜單中的“蝦王”就沒有寫成“王蝦”。另外，兩種詞序讀法有時會造成讀者的困惑。例如對於一般顧客而言，大金行招牌“利興”“進成興”“洽成發”，從左讀或從右讀，似乎都能成說。
（2） 語體\/節奏變異
在泰國華語景觀中，還有一類比較隱蔽的變異現象，即是語體變異或者節奏變異。所謂語體變異，指的是應該使用A類語體詞的表達，卻使用了B類語體詞。像廣告、告示等正式語體，使用的詞語常是書麵語體詞語，一般排斥口語詞，並且書麵語詞組合時傾向於遵照語體和諧律（孫德金，2012）。不過，我們在華語景觀中，仔細觀察，卻發現了一些語體不太和諧的表達。例如：
泰國特產品隻能用硬幣在這裏出售這裏有銷售教漢語基礎換商品條件\/退款別攀登（no climbing）補身體補肺清除痰
上麵的幾種情況，在標準中文語言景觀中，通常會換成“泰國特產、隻能使用硬幣、在此出售、此處有售、教授漢語基礎、退換商品條件、禁止攀登、補身、補肺、清痰”。
（3） 數量詞變異
在泰國華語中，該寫數詞“兩”的地方有時會誤寫作“二”。檢索東南亞華文媒體語料庫收錄的《世界日報》，16個“二個”和9個“二種”組合裏，就各有3個是錯用。這種混淆也反映在華語景觀之中。例如：
二種甜點二種配料營業時間早上六點至晚上二點每銖19889銖每甘1312銖
以上數量短語標準華語應該是“兩種”和“兩點”。而計量黃金的數量短語“每銖”和“每甘”分別相當於中國的15.2克和1克。
（4） 文字書寫變異
泰國華語景觀中，存在兩類漢字書寫變異：一類是由音近造成的錯別字，二類是早期民間手寫造成的俗字。例如：
請小心保管財務。特色拷魚真宗川菜啦差達營業部麵湯粿條
粿條水鴨肉餜條果條粿汁稞汁魚旦雲吞水菓汁喝了身體健康
從上例來看，“財務”當為“財物”（如圖3所示），“拷魚”應為“烤魚”，“真宗”當為“正宗”，地名“啦差達”當為“拉差達”，這類錯別字的出現大概是因為字音相近，輸入時選擇不當。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屬於偶然錯誤。“粿條、粿汁”本是潮汕地區食物，由大米等材料製成，後隨移民傳至東南亞各國。泰國華語民間體存在“果、稞、餜”多種形式。如圖4所示。《全球華語詞典》（李宇明，2010）收錄“粿、粿汁、粿條、稞條”四個詞條。“魚旦”當為“魚蛋”，“蛋”在現在中國民間也常手寫為“旦”，二簡字曾經收錄，後作廢。“水菓汁”中的“菓”是“果”的異體字。
圖3碼頭夜市警示牌
圖4新唐人街某餐館廣告牌
（5） 翻譯變異
在泰國語言景觀中，英語的使用非常普遍，英語能跟現代化、全球化的產品與服務概念聯係在一起（Mooney et al. 2011）。如前所述，華語、英語和泰語存在對譯關係。在英語、泰語翻譯成華語的時候，由於存在一詞多譯的可能，華語的譯本往往會出現一些變異乃至問題，如圖5和圖6所示。
圖5碼頭夜市某樂器店招牌
圖6曼穀素萬納普機場標牌
圖5中的“簡單易學 很容易發揮 你可以發揮我們的”應該是從泰語生譯過來的，而泰語除了有“發揮”的意思，還有“表演”之意。此處應該選用“表演”更為恰當。
圖6中的“約見點”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有的機場譯為“會客點”或“接客點”，有的機場譯為“彙合點”等。不同的華語區有不同的譯法，暫時尚未取得統一。這樣的詞可視為泰國華語詞。在我們調查的華語景觀中也出現了不少這樣的華語詞，例如在新唐人街上有招牌上書“陶豪出售”“出售康多家私”。“陶豪”和“康多”分別是英語townhouse和condo的音譯。相當於中國的小洋樓和公寓。《全球華語詞典》（李宇明，2010）收錄“陶豪”，“康多”未收。
英語對譯華語，造成問題的還有Best Seller。Best Seller既可以是“熱賣、暢銷”的意思，也可翻譯成“暢銷書”，如圖7和圖8所示。
圖7機場化妝品廣告
圖8新唐人街藥品店廣告
圖7華語翻譯成“熱賣”無誤，但圖8實際上售賣的是藥膏，而不是“暢銷書”，這裏應該是錯譯。在市區四麵佛景區和老唐人街地帶，也有招牌上正確地譯成“暢銷產品、暢銷商品”。這說明，在正式的場所或者認真的態度下，華語出現變異的情況會有所減少，而在借助機器翻譯且缺乏人工幹預的私人場合，變異就會容易發生。例如唐人街某藥店廣告上的“Anaglsic plaster cool formula for muscular pain relief”就翻譯成“鎮痛涼塑料公式肌肉疼痛”，正確的表達應該是“涼爽配方止痛膏，緩解肌肉疼痛”。
類似這樣讀來“疙疙瘩瘩”的華語景觀還有不少。如某商場告示牌上書“不予退款。商品、除了拍賣的商品之外，可以長達購買後7天的最後一天換商品，原始收據為依據。商品必須在原來的狀態，隻能用於相同或更高的商品價值交換。所差異的必須以現金方式計算”。如此長的語篇初看令人不知所雲。細究之下，標準華語應表述為：“一經售出概不退款。除拍賣商品外，憑原始收據7天內可換。商品須維持原狀，以置換等價或更高價商品，差價須以現金補齊。”很顯然，這樣的“機器翻譯體”華語景觀，在泰國華語作為二語學習的情況下，還有存在的空間。
有的華語景觀甚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圖9、圖10。
圖9老唐人街某食攤廣告
圖10火車市場某店鋪廣告
圖9中的泰國煎餅（Thai Pancake）為什麼會翻譯成“泰國背後糖果”？根據我們對泰語華語雙語者的訪談，他們認為“泰國背後糖果”應該是對廣告語上麵泰語的錯誤翻譯所致，在泰語中有糖果的意思，餘下的字母組合在泰語中本來是製作該小吃的工具，被誤對應為“背後”。至於圖10中的護膚品圖片為什麼寫成“水果開護聯品”，受訪者認為，這個標牌本意可能是要售賣“開放式產品”，而錯翻譯成“開護聯品”，恐怕是標牌製作者本人也說不出所以然的。
（6） 標點符號變異
受製於語言景觀本身的特點，語言景觀中文本的長度一般較普通文本為短，標點符號的使用也大大減少，能省則省。泰國華語景觀中，標點符號也很少見，但在符號的具體使用方麵出現一些變異。例如：
牛，豬，雞肉，魚丸咖喱
鮮天下中餐館，特色拷魚，川菜，浙江菜，早餐，營業時間早上六點至晚上二點，
治療關節炎，痛風，指關節麻木僵痛，觴骨損傷，鬆弛觴骨，治療抽筋，有助於治愈糖尿病患者的傷口，
番茄，煎雞蛋
根據《標點符號用法》（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2015），逗號、頓號都可以表達並列關係，然而逗號一般是用在複句內各分句之間的停頓，頓號的基本用法是用在並列詞語之間。從上述例子來看，主要是標準華語中應該使用頓號的，在泰國華語景觀中使用了逗號。出現這種變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泰文中表達並列的隻有逗號，而沒有頓號。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泰國華語景觀中會簡用數學符號中的等號來表達意思相等或價格相等。例如：
無海關蓋章=無法退稅
泰國背後糖果甜甜的餡1件=15泰銖
使用等號而不是文字表達，一是信息傳達簡單顯豁，二是可以大大節約書寫空間，降低標牌製作成本，符合語言景觀經濟性原則。
四結語
本文通過語言景觀的視角觀察泰國華語使用及其變異情況。研究發現，泰國華語景觀隻在曼穀唐人街等商業旅遊地區能見度較高，語言組合類型和功能類型比較單一，主要發揮信息功能和經濟功能。這與尚國文（2016）的觀察是一致的。華語景觀在泰國社會並不普遍，華語生活並不活躍。
我們曾把新加坡華語變異分為使用型變異和習得型變異（祝曉宏，2016）。當時提出使用型變異是為了強調新加坡仍有華語使用的巨大空間。鑒於泰國華語景觀現狀，本文將其變異現象分為文化傳承類變異和華語習得類變異。總體而言，正是在商業經濟領域的華語使用，影響了這兩類華語變異的麵貌。
在如何看待語言景觀中的這兩類華語變異問題上，我們認為，不妨持一種平常心。對於泰國華語使用中的一些錯誤不必錙銖必較。泰國華語景觀目前主要是在商業和旅遊領域發揮經濟功能，在功能不廣的情形下要求規範和標準，反而會限製華語的發展。在火車市場，筆者曾接受一位不懂華語的攤主的請求，為她售賣的蝦米辣椒醬寫一個中文標識，好招攬中國遊客。這說明，泰國民眾尚有使用華語的願望。我們應該珍視泰國社會努力運用華語的這種願望，而不是在變異問題上過於苛責。當然，那些有心采用華語景觀來學習漢語的專業人士，則需要謹慎地使用這些素材。而就民眾或一般商家而言，華語變異就留給市場這隻無形的手來調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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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祝曉宏，男，博士，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副教授，碩導。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華語與華文教育、社會語言學。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Thailand Chinese Use and its Var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Zhu Xiaohong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Linguistic landscape （LL） perspective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we can integrate micro and macro studi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Thai Chinese landscap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variation in the Chinese landscape， divides the Thai Chinese variation into two categories—cultural inheritance variation and Chinese acquisition variation—and puts forward attitudes towards the phenomenon of variation.
Key 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Thailand Chinese; Chinese use; Chinese variation.
伊川方言處置句變異的社會製約因素
伊川方言處置句變異的社會製約因素 本文為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全球化視域下英國華人言語社區的華語研究”（項目編號：18YJA740042）和2018年度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全球化視域下英國華語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項目編號：18NDJC144YB）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審稿專家的寶貴建議。
劉雅蘭孫德平
提要：本文運用社會語言學的語言變異與變化理論，對伊川方言處置句的變異特點、使用情況和演變規律進行了考察。研究結果表明，伊川方言處置句的變異受到年齡、階層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響，是一種進行中的變化，且有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
關鍵詞：句法變異；伊川方言；處置句；社會因素；進行中的變化
引言
伊川縣位於河南省西部，“北依洛陽，南接嵩縣，東臨登封，西望宜陽，東北和偃師市接壤，東南與汝州市和汝陽縣毗鄰……2000年底，全縣轄4鎮11鄉”（伊川縣史誌編纂委員會，2004）。
伊川方言屬於中原官話的洛嵩片（賀巍，2005）。洛陽方言中，介詞“給”隻能用作處置標記，被動標記用“叫”（石毓智，2004）。李藍、曹茜蕾（2013a）研究發現，漢語方言中的處置標記有113個，其中用“給”作處置標記的，涉及8個省的21個地區，這其中就包括河南洛陽。伊川方言的處置句與洛陽方言同。
李藍、曹茜蕾（2013b）發現，隨著普通話的普及和書麵語的影響，北京話用法類型的“把”字句加速向全國各地的漢語方言擴展，這種擴展出現的兩個直接結果之一是：一些原來使用其他處置標記的方言中出現了“把”字處置標記。普通話推廣以來，伊川方言處置句除了原有的以“給”作處置標記外，也出現了“把”字處置標記。句法變異的產生既有語言結構係統方麵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麵的原因，本文探討的是社會因素對這一變異的製約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 變項的確定
（1） 因變項
語言變異研究首先要確定研究的內容，即語言變項（linguistic variable）。語言變項是定義語言變異的具體表現形式的集合，語言變異通過一個個的語言變項實現具體化。本文研究的語言變項為伊川方言處置句，這是一個因變項，以“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為代表，因此可形式化為“（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該變項有兩個變式：變式1為［他把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式2為［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其中，變式1是伊川方言從普通話中吸收的說法，為新變式；變式2是伊川方言中原有的說法，為傳統變式。
（2） 自變項
本文探討的自變項為社會變項。社會語言學研究發現，與語言變異最明顯相關的社會因素是性別、年齡、階層、民族和種族（徐大明等，2004）。由於本文的調查對象主要為世居的本地漢族人，因而不考慮民族和種族因素。文化程度是影響語言變異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文化程度因素也考慮在內。郭熙（2004）認為，“在討論地域問題的時候不可能不涉及城市乃至農村的差異”，本文的研究對象屬於地域方言，且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縣城、鄉鎮、農村的人在方言使用上存在差異。因此，本文也考慮了地域因素。綜上，本文確立的自變項為性別、年齡、階層、文化程度和地域。其中，在階層的劃分上，我們參考陸學藝（2002），將伊川居民分為上、中、下三個階層。根據調查需要，我們借鑒孫德平（2013）的調查，在問卷中為“階層”變項增加了“學生層”變式。
（二） 調查方法
調查於2017年2月至4月進行。在調查對象的選取上，我們采用了隨機抽樣和非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首先，我們依據分層抽樣的方法，將伊川縣居民按照年齡分為17歲以下、18—35歲、36—59歲、60歲及以上4個年齡組，將伊川縣按照地域分為農村、鄉鎮、縣城三個區域；然後按照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利用SPSS 20.0軟件從不同地域分別抽取一定數量的樣本。為彌補隨機抽樣之不足，我們還使用了非隨機抽樣中的判斷抽樣和雪球抽樣。伊川縣可分為東部、南部、北部三個方言區（伊川縣史誌編纂委員會，2004），除了調查縣城外，我們還在北部方言區、東部方言區、南部方言區各選取一個鄉鎮（彭婆鎮、江左鎮、酒後鄉）和農村（東草店村、白村、田園村）作為調查點，在這7個調查點共發放了220份調查問卷，其中回收有效問卷213份，有效回收率96.8%。
有效問卷的樣本構成為：性別方麵，男性占比 44.6%、女性占比 55.4%；年齡方麵，17 歲以下占比 18.8%，18—35 歲占比 282%，36—59 歲占比 44.1%，60 歲以上占比 8.9%；階層方麵，黨政、企事業單位領導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等為上層，占比 66%，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等為中層，占比 35.7%，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民、無業、失業者等為下層，占比 202%，學生占比 37.5%；文化程度方麵，小學及以下占比 17.4%，初中占比 24%，高中（含中專）占比 22.5%，大學（含專科、本科）占比 291%，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占比 7%；地域方麵，縣城占比 39.4%，鄉鎮占比 32.4%，農村占比 28.2%。（劉雅蘭，2018）
二調查結果
我們利用SPSS 20.0軟件對收集的資料進行“交叉列聯表”分析和“卡方檢驗”，得到以下統計結果。
（一） 性別與（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由表1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均傾向於使用傳統變式，且他們使用傳統變式的比例差別微小。表2顯示皮爾遜卡方檢驗和似然比檢驗的概率P值大於0.050，這表明性別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的變式選用沒有顯著影響。表1性別*（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交叉列聯表
（他給那個小偷
打了一頓）變項變式1變式2總計性別男性女性計數138295百分比13.7%86.3%100.0%計數1999118百分比16.1%83.9%100.0%總計計數32181213百分比15.0%85.0%100.0%表2不同性別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選擇的一致性卡方檢驗
值df漸進Sig.（雙側）皮爾遜卡方1.044a10.063似然比1.45810.068有效個案數213a. 0個單元格（0.0%）具有的期望計數少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14.27。（二） 年齡與（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表3顯示，隻有少年傾向於使用新變式，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均傾向於使用傳統變式。少年使用新變式的比例約為青年的四倍。表4顯示皮爾遜卡方檢驗和似然比檢驗的概率P值均小於0.050，這說明不同年齡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的變式選用具有顯著差異。表3年齡*（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交叉列聯表
（他給那個小偷
打了一頓）變項變式1變式2總計年齡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計數231740百分比57.5%42.5%100.0%計數95160百分比15.0%85.0%100.0%計數09494百分比0.0%100.0%100.0%計數01919百分比0.0%100.0%100.0%總計計數32181213百分比15.0%85.0%100.0%（三） 階層與（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由表5可以看出，學生層和上層雖然主要傾向於使用傳統變式，但使用的新變式已占到了20%—40%；中層和下層則全部使用表4不同年齡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選擇的一致性卡方檢驗
值df漸進Sig.（雙側）皮爾遜卡方1.125a30.019似然比1.72030.025有效個案數213a. 1個單元格（12.5%）具有的期望計數少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2.85。傳統變式。表6顯示皮爾遜卡方檢驗和似然比檢驗的概率P值均小於0.050，這說明階層因素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的變式選用具有顯著影響。表5階層*（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
變項交叉列聯表
（他給那個小偷
打了一頓）變項變式1變式2總計階層上層中層下層學生
層計數41014百分比28.6%71.4%100.0%計數07676百分比0.0%100.0%100.0%計數04343百分比0.0%100.0%100.0%計數285280百分比35.0%65.0%100.0%總計計數32181213百分比15.0%85.0%100.0%表6不同階層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
變項選擇的一致性卡方檢驗
值df漸進Sig.（雙側）皮爾遜卡方32.469a30.035似然比33.08030.039有效個案數213a.1個單元格（12.5%）具有的期望計數少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2.10。（四） 文化程度與（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由表7可以看出，學曆為“初小”“高中”“大學”的人傾向於使用傳統變式，學曆為“研究生”的人傾向於使用新變式；其中，“初小”學曆者隻使用傳統變式。隨著學曆的提高，使用新變式的比例逐漸提高，研究生更是全部選用了新變式。表8顯示皮爾遜卡方檢驗和似然比檢驗的概率P值均小於0050，這說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的變式選擇上存在顯著差異。表7文化程度*（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
變項交叉列聯表
（他給那個小偷
打了一頓）變項變式1變式2總計文化
程度初小高中大學研究
生計數08888百分比0.0%100.0%100.0%計數24648百分比4.2%95.8%100.0%計數55762百分比8.1%91.9%100.0%計數15015百分比100.0%0.0%100.0%總計計數32181213百分比15.0%85.0%100.0%表8不同文化程度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
變項選擇的一致性卡方檢驗
值df漸進Sig.（雙側）皮爾遜卡方23.572a30.037似然比25.90930.028有效個案數213a.1個單元格（12.5%）具有的期望計數少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2.25。（五） 地域與（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
由表9可以看出，縣城、鄉鎮、農村的人均傾向於使用傳統變式，且他們使用傳統變式的比例相差無幾。表10顯示皮爾遜卡方檢驗和似然比檢驗的概率P值均大於0050，這說明地域在（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變項的變式選擇上不存在顯著差異。表9地域*（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
變項交叉列聯表
（他給那個小偷
打了一頓）變項變式1變式2總計地域縣城鄉鎮農村計數156984百分比17.9%82.1%100.0%計數96069百分比13.0%87.0%100.0%計數85260百分比13.3%86.7%100.0%總計計數32181213百分比15.0%85.0%100.0%表10不同地域對（他給那個小偷打了一頓）
變項選擇的一致性卡方檢驗
值df漸進Sig.（雙側）皮爾遜卡方2.511a20.064似然比2.06720.077有效個案數213a. 0個單元格（0.0%）具有的期望計數少於5。最小期望計數為9.01。三、 伊川方言處置句變異的特點和原因（一） 伊川方言處置句的變異特點
由第二節的統計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伊川方言處置句變異的社會特征：年齡、階層和文化程度等變項對處置句變項的變式選用影響顯著；性別和地域變項對其影響不顯著。
據表3和表4，從年齡和處置句變項的變式選用關係來看，年齡越輕，使用新變式的比例越高，相應地，使用傳統變式的比例越低。如圖1所示。
圖1年齡和使用新、老變式關係圖
據表5和表6，從階層和處置句變項的變式選用關係來看，除學生層外，地位越高，使用新變式的比例越高，相應地，使用傳統變式的比例就越低。如圖2所示。
圖2階層和使用新、老變式關係圖
據表7和表8，從文化程度和處置句變項的變式選用關係來看，文化程度越高，使用新變式的比例越高，相應地，使用傳統變式的比例就越低。如圖3所示。
圖3文化程度和使用新、老變式關係圖
由此來看，伊川方言處置句變異是一個“進行中的變化”。“所謂進行中的變化，就是一個正在擴展其社會分布的語言變異”（徐大明等，2004）。“進行中的變化表現為在年輕人的語言中對某一變式的使用呈現累積增加的趨勢，變化不會因為年齡的增長而消失。……變化一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始的基本靜態階段（initial stasis）、中間的快速增加階段（rapid increasing）和最後的平穩完成階段（tailingoff）。變化在初始階段緩慢地近乎靜態地傳播，隨後傳播速度快速增加，到了最後階段其速度又再次減慢直至變化完成。這樣的變化軌跡是S型曲線（Sshaped curve）。……這樣的變化曲線反映了語言使用者交流中新舊形式出現頻率的變化和最終接受新形式的趨勢。”（徐大明，2006）
變異學派認為，語言是一個動態的係統，語言的曆時變化就產生並體現於共時變異之中。對比表3和圖1中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在新、老變式上的使用差異，我們可以窺測伊川方言處置句正在發生變化，隨著代際更替，伊川方言處置句中的傳統變式將最終被新變式取代，而新變式來自普通話，因此，伊川方言處置句將不斷向普通話變式靠攏。
“進行中的變化”需要有一個社會動力的推動過程。在伊川，人們期望通過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來顯示自己的文化水平，從而獲得更高的社會威望，攀登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正是推動伊川方言變異的社會動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體製改革步伐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城鎮待業人員外出務工者增多，外地來伊川經商辦企業者逐年增加（伊川縣史誌編纂委員會，2004），同時伊川人的整體文化水平也在不斷提升，因此這些就為人們提供了更多攀登社會階梯的途徑，促成了新變式的不斷推廣。
（二） 伊川方言處置句的變異原因
伊川方言處置句之所以發生變異，我們認為與以下六個方麵的社會因素有關。
（1） 普通話的大力推廣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作為“超方言”的高層次語言的普通話，對各地方言產生了極大影響，各地方言逐漸向普通話靠攏，伊川方言也不例外。1986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確定了“大力推廣和積極普及普通話”的重要任務（郭龍生，2004）。“推普”活動使得人們越來越關注普通話，普通話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廣，使用頻率也日益增加。伊川居民在交際中受到普通話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伊川方言有了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因而人們在使用處置句時，也開始使用來自普通話的新變式——“把”字式處置句，這在青年、少年或者上層或者是文化程度高的人中體現顯著。其實，不僅伊川方言是如此，其他方言也是如此。李藍、曹茜蕾（2013b）研究發現，隨著普通話的普及和書麵語的影響，北京話用法類型的帶“把”字的處置句加速向全國各地的漢語方言擴展，使一些不用處置句的地方出現了“把”字式處置句，使一些原來使用其他處置標記的方言中出現了“把”字處置標記。
（2）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是一個動態的係統，社會的變化提供了語言變化的重要條件” （徐大明等，2004），“語言的市場價值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形成的，而且隨著需求量的大小和使用者的多寡而浮動。正是這種經濟因素在語言的傳播中起著積極的作用”（祝畹瑾，1992）。改革開放以來，伊川縣經濟快速發展，吸引了一批外來人口，同時外出務工人員也大量增加，日益頻繁的社會交往迫切需要人們尋找一種統一的語言來進行溝通，最具權威的普通話便成為這種統一語言的不二之選。為了更有效地與人交際，人們在使用處置句時，開始選擇使用來自普通話的新變式——“把”字式處置句，“推普”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行政幹預手段。
（3） 教育水平的提高
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多，受普通話的影響更直接，相應地使用新變式的可能性就越大。“知識分子的語言就容易超越地域方言，也就是說，受過教育的人的語言的差異要比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差異要小”（郭熙，2004）。因此，對於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他們總是不自覺地使用新變式——“把”字式處置句。
（4） 家庭環境的影響
在“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中，我們設置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您是家長，您會讓您的小孩學習什麼話？”調查結果顯示，選擇伊川話的比例僅為5.6%，選擇普通話的比例高達70.0%，選擇“伊川話和普通話並學”的比例為22.1%，選擇“其他”的比例為2.3%。這表明家長們很重視孩子的普通話教育。顯然，家庭因素也影響著伊川方言處置句變項的變式使用，這也是導致青年、少年或者學生使用較多處置句新變式的原因。
（5） 語言態度的影響
在“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中，我們設置了三個問題來測量伊川居民的語言態度。第一個問題是讓被調查者判斷伊川方言是否“好聽”“親切”“有用”“有身份”，調查結果顯示：85.5%的人認為伊川方言“不太好聽”“很不好聽”，50.8%的人認為伊川方言“不太有用”“很沒用”，95.3%的人認為講伊川方言“不太有身份”“很沒有身份”。由此可見，居民對伊川方言總體持消極否定態度。在“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中，第二個問題是讓被調查者判斷普通話是否“好聽”“親切”“有用”“有身份”，調查結果顯示：99%的人認為普通話“非常好聽”“比較好聽”，99%的人認為普通話“非常有用”“很有用”，97.7%的人認為講普通話“非常有身份”“比較有身份”。由此可見，伊川居民對於普通話的態度是積極肯定的。在“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中，第三個問題是“您希望伊川話如何發展？”，選擇“傳承下去”的比例僅為131%，選擇“讓普通話取代”的比例為521%，選擇“順其自然”的比例為31%，選擇“無所謂”的比例為38%。可見，超過一半的居民都希望以強勢的普通話取代家鄉方言，僅有一成多的人希望保留伊川方言。由此可推測，伊川居民的語言態度會加快普通話的推廣，會加速伊川方言處置句新變式的使用。
（6） 心理因素的影響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年輕人對於伊川方言和普通話的差別非常敏感，他們潛意識裏會認為伊川口音非常土氣，且年輕人從心理上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因而他們更傾向於使用來源於普通話的新變式。反之，老年人心理保守，對方言的忠誠度高，因而往往使用伊川方言中的傳統變式。此外，近幾年來大批年輕人到城市求學或務工，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為了避免出現自己身處都市卻講家鄉話的尷尬局麵，他們不得不放棄伊川方言而改說普通話，以便重新融入一個新的語言集團。劉雅蘭（2018）在調查伊川方言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時發現，在所有的語言變項中，新變式的使用比例最高的人群是少年，其次是青年，而中年和老年則更多地保留著方言中的傳統說法。
四結語
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都改變著人們使用的語言。我們的研究發現，年齡、階層和文化程度這三個社會因素能有效解釋伊川方言處置句變異現象：年齡越小，階層越高，學曆越高，就越傾向於使用新變式。伊川方言處置句變異是一個進行中的變化。近幾年來，伊川方言從普通話中吸收了大量成分，例如從普通話引進了與方言中對等的詞，如“媽”“弟弟”“弟”“袋子”“蜘蛛”“站”“怕”“淡”“可愛”“稍微”“可能”等（劉雅蘭，2018）。這一方麵增強了伊川方言自身的生命力，促進了與外界的交流；另一方麵由於受普通話的影響，伊川方言出現了衰退甚至瀕危的預兆。因而，我們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也需要注意保護好當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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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雅蘭，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2018屆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語言學。
孫德平，博士，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語言學。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Research on the Variation of Disposition Sentences
in Yichuan Dialect Based on Social Factors
Liu Yalan， Sun Dep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 theory of sociolinguistics to study the disposition sentence in the Yichuan dialect， investigating its use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alyzing the 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its variation，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variation and predicting its evo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ation of the sentence in Yichuan dialect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age， class and education level; the variation of the sentence is an ongoing change， and there is a tendency to move closer to Mandarin.
Key words: syntactic variation; Yichuan dialect; disposition sentence; social factor; ongoing change
附錄伊川方言語法調查問卷 根據劉雅蘭（2018）中的《伊川方言詞彙及語法調查問卷》和《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修改而成，因為在劉雅蘭（2018）中調查了較多的語言變項，處置句隻是當時調查的眾多的語言變項中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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