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區本地青少年語言生活狀況調查——以東莞為例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城市化進程下珠三角農民工子女社會融入之語言研究”(項目編號:18YJC740139)的研究成果。張斌華

提要:本文對東莞地區青少年語言生活狀況的調查表明,普通話已經成為不少語言空間的主體語言,粵方言雖受擠壓,但語言活力依然強勁,近七成的學生都是雙語或多語人。年齡、父母的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是影響子女語言選擇和使用的重要社會因素。東莞外來人口子女的語言狀況和態度受城市化進程影響更大。研究同時發現,城市語言發展變化規律在珠三角和長三角趨於一致。

關鍵詞:普通話;粵方言;語言生活;中小學生;年齡級差

引言

近年來,我國處於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期,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城鎮化率為5852% 數據源於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未來一段時間仍將以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推進,在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簡新華、黃琨,2010)。當前中國社會生活最突出的特點是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將使我國的“語言地圖”快速改寫,語言生活發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李宇明,2012)。語言生活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主要就是國家通用語普通話和地方方言之間此長彼消的變化。洶湧而來的城市化,加上國家層麵的普通話推廣政策,到底會對地方方言造成什麼影響?它們之間有無語言衝突?如何處理好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關係,構建和諧語言環境?學界也是意見很不統一。一些學者指出,目前方言消亡過快亟待采取相應措施(曹誌耘,2001;汪平,2003;楊榮華,2010;付義榮,2012;等)。也有學者認為,普通話與方言之間良性發展,分工不同,相互補充(遊汝傑,2006;王立,2008;薛才德,2009;俞瑋奇,2010,2012;謝俊英,2011等)。還有學者認為方言會妨礙通語的普及和規範,但又會推動通語發展(李如龍,2017)。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也有一些研究,但相對比較缺乏(張斌華、張媛媛,2015;張斌華,2016;徐暉明、周喆,2016;單韻鳴、李勝,2018)。珠三角地區的當地方言——粵方言,不僅是廣東的強勢方言,也是港澳地區的主要語言和海外華人社區的主要語言之一。通過對普通話的推廣與粵方言的保持的實證研究,不僅可以完善學界相關研究,發現城市語言發展規律,還能為解決“撐粵語運動”之類的語言衝突事件提供學術建議。

一研究方法

(一) 調查背景

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區域,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改革開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帶動作用和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在全國領先,整體城市化率達到75%以上。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2\/07\/c_122391543.htm。東莞市位於珠江三角洲中心區域,廣州和深圳之間,總麵積2465平方公裏。東莞市是一座頗具傳奇性的城市,30多年前的一個普通農業縣,搭上改革開放的快車,成為在世界享有盛譽的製造業基地,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極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截至2014年末,東莞全市戶籍人口19139萬人。全市常住人口83431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74095萬人。人口城鎮化率為8881%。 數據源於中共東莞市委辦公室編印的《東莞市情手冊》(2015)。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7%,這個比例在全國排第一。

東莞是廣東省教育強市,全市32個鎮(街)全部創建為廣東省教育強鎮,教育綜合實力穩居廣東省前列。2014—2015學年,全市共有小學320所,在校生687269人。全市共有初中172所(不含完全中學),在校生206595人。 東莞教育局網站:http:\/\/www.dgjy.net\/newsInfo.aspx?pkId=292。

(二) 調查方法

本文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以隨機訪談。其中調查問卷共回收1173份,有效問卷1028份。問卷以學校調查為主,根據全市鎮街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層抽取了東莞公辦小學4所,公辦初中3所。其中,長安鎮1所小學、常平鎮1所小學、鬆山湖高新區1所小學、大嶺山鎮1所小學;常平鎮中學1所、大朗鎮中學1所、大嶺山鎮中學1所。東莞的公辦學校大多數必須要有本地戶籍才能入讀,外來人口子女學生極少。調查對象以小學四年級至初中二年級學生為主,年齡為10到16歲,且限定為東莞本地出生、本地長大學生。調查員會在調查前特別申明本次調查隻限於東莞本地人,且問卷首頁也特別注明。調查以班級為單位,由學生自填,如有疑問,現場谘詢。另外有少部分問卷是調查員在校外調查合適適齡人群,涉及莞城、東城、萬江和沙田鎮。調查問卷絕大多數采用紙質問卷,極少數采用問卷星進行。隨機訪談為調查員完成問卷後,隨即對調查對象進行訪談,總共約30人次。隨機訪談主要是驗證、補充問卷調查的結果。問卷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基本背景情況、語言使用情況、語言態度等。訪談主要內容為普通話和粵方言的具體掌握情況、對普通話和粵方言的真實感受、具體語言使用場所等。問卷後期采用SPSS 180 進行統計和分析。

(三) 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於2015年3月—7月進行,共回收有效問卷1028份,其中男生551份,占536%;女生477份,占464%。學生主要集中在小學四年級至初中二年級。從小學四年級進行調查,主要是基於這個年齡段的學生認知能力較強,基本能如實回答問卷。止於初中二年級,主要是因為初三及以上中學生,大多忙於學業,不易獲得大量有效、真實的數據。鑒於部分學生認知能力有限,有些選項被訪者不知道或不清楚,在進行數據分析時,以缺項處理,數量極少,不影響統計結果。總之,本次調查所獲資料基本真實、可信。

本次調查結果未按照具體班級進行劃分,隻是按照年齡進行劃分,避免了同齡不同年級或同年級不同齡的現象。調查對象處於10—16歲之間,其中10歲最多,占255%,11歲占134%,12歲占92%,13歲占154%,14歲占166%,15歲占127%,16歲占70%。

本次調查主要是針對東莞本地人口中小學生,主要是本地出生、本地長大學生。在具體界定時,有少數學生雖然在東莞市外出生,但絕對多數時間都在東莞長大、學習,且他們自我認同是東莞人。這類學生我們也統計在內。本次調查出生地最多的是東莞,達855%,廣東省其他市占78%,廣東省外為67%。

調查對象父親的籍貫地以東莞居多,達765%,廣東省其他市占131%,廣東省外為103%。調查對象母親的籍貫地也同樣以東莞居多,占730%,廣東省其他市占154%,廣東省外117%。

調查對象父親職業類別中,“其他”比率最高,達414%,其次是“商業從業人員”,占138%,“辦事人員及相關人員”為122%,“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為126%,“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占69%,“教師、專業技術人員”為67%,“服務業”為57%。母親職業類別中,比率最高也是“其他”,占497%,“服務業”占122%,“辦事人員及相關人員”占114%,“商業從業人員”占112%,“國家機關、企事業工作人員”占62%,“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占61%,“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為29%。

調查對象父親的受教育程度,比率最高的是高中(含中專),為347%,初中為273%,大學(含大專)為263%,小學及以下為79%,研究生為33%。母親受教育程度,比率最高的也是高中(含中專),為349%,初中為301%,大學(含大專)為211%,小學及以下為112%,研究生為24%。

二調查結果

(一) 語言能力

(1) 第一語言

母語習得與一種語言或方言的保持密切相關(王曉梅,2005)。東莞本地人口中小學學生最先習得的語言情況,反映了母語的習得狀況。調查發現,最先習得粵方言的最多,比例高達535%,有222%的人認為自己同時習得普通話和粵方言,有196%的人最先習得普通話,有44%的人最先習得其他方言。共有757%的學生最先習得東莞本地方言——粵方言,這說明粵方言在東莞年輕一代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共有418%的學生最先習得普通話,這說明普通話已經開始進入家庭領域,並開始扮演母語角色。俞瑋奇(2010)在蘇州的調查,737%的學生最早習得蘇州話,457%的學生最早習得普通話。東莞和蘇州母語習得的調查數據相當,東莞母語保持略高一點。見表1。表1小時候(上小學前)最先學會的語言

頻率百分比有效普通話20219.6粵方言55053.5普通話和粵方言22822.2其他方言454.4合計102599.7缺失係統3.3合計1028100.0(2) 雙語能力

調查發現,同時掌握普通話和粵方言的最多,達到501%,有176%的人同時掌握普通話、粵方言和其他方言。隻掌握普通話的有205%,隻掌握粵方言的有116%。總共有677%的學生掌握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具備了雙語或多語能力。詳見表2。表2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

頻率百分比有效普通話21120.5粵方言11911.6普通話和粵方言51550.1普通話、粵方言和其他方言18117.6合計102699.8缺失係統2.2合計1028100.0在問及哪種語言最流利時,41.1%的學生選擇了普通話,35.5%的學生選擇了普通話和粵方言,隻有19.4%的學生選擇了粵方言,還有3.5%的學生選擇了其他方言。也就是說,總共有76.6%的學生認為自己普通話最流利,隻有54.9%的學生認為自己粵方言最流利。在語言流利度方麵,普通話超過了粵方言,這至少說明普通話的使用頻率要遠遠超過了粵方言。見表3。表3日常交談中最流利語言

頻率百分比有效普通話42341.1粵方言19919.4普通話和粵方言36535.5其他方言363.5合計102399.5缺失係統5.5合計1028100.0為此,我們專門考察調查對象的粵方言掌握情況,其中45.7%能準確流利地使用,23.9%能熟練使用但有些音不準,12.2%能熟練使用但有些詞不會表達,4.7%基本能交談但不太熟練,5.9%基本能聽懂但不太會說,4.4%能聽懂一些但不太會說,3.1%聽不懂也不會說。也就是說,有81.8%的學生是能熟練使用。見表4。表4粵方言掌握情況

頻率百分比有效能準確流利地使用47045.7能熟練使用但有些音不準24623.9能熟練使用但有些詞不會表達12512.2基本能交談但不太熟練484.7基本能聽懂但不太會說615.9能聽懂一些但不太會說454.4聽不懂也不會說323.1合計102799.9缺失係統1.1合計1028100.0(二) 語言使用

(1) 家庭領域語言使用情況

學界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家庭領域是方言最容易保持也是最牢固的領域。如果家庭領域失守,方言的保持也就出了大問題。調查發現,有551%的學生在家對父親最常說粵方言,205%的最常說普通話和粵方言,178%的最常說普通話,63%的最常說其他方言。有521%的學生在家對母親最常說粵方言,212%的最常說普通話和粵方言,196%的最常說普通話,68%的最常說其他方言。對祖父母,699%的學生首選粵方言,71%的選擇普通話和粵方言,98%的選擇普通話,131%的選擇其他方言。總共有756%的學生對父親使用粵方言,733%的學生對母親使用粵方言,770%的學生對祖父母使用粵方言。由此可見,在家庭領域,粵方言得到了很好的保持。東莞三代粵方言使用相當,差距並不明顯。普通話逐漸進入家庭領域,三代之間相差明顯,其中對父親、母親分別為383%、409%,而對祖父母隻有169%。見表5。表5與父母及祖父母語言交際情況

父親母親祖父母頻率百分比頻率百分比頻率百分比有效普通話18317.820219.71019.8粵方言56655.153652.171969.9普通話和粵方言21120.521821.2737.1其他方言656.3706.813513.1合計102599.7102699.8缺失係統3.32.2合計1028100.01028100.01028100.0父母親在家庭屬於中生代,他們在家庭的語言使用狀況更能反映家庭域的語言使用狀況的均值。由表6可見,與父親在家使用最多的是粵方言,達到63.6%,普通話和粵方言為15.3%,排第二,第三是普通話,為11.4%。與母親在家使用最多的也是粵方言,為61.2%,普通話和粵方言為17.2%,第三是普通話,為12.9%。

(2) 公共領域語言使用情況

為了全麵調查公共領域語言使用情況,我們選擇了三個不同的語言空間。在農貿市場領域,使用率最高的是普通話和粵方言,達37.6%,普通話為35.2%,粵方言為25.2%,其他方言為1.8%。在商場超市領域,使用率最高的是普通話,為49.5%,其次是普通話和粵方言,占36.8%,粵方言為12.7%。在銀行、郵局等領域,使用比率最高的是普通話,為52.6%,其次是普通話和粵方言,為34.2%,粵方言為12.3%。見表7。表6與父母親在家裏最常說語言

父親母親頻率百分比頻率百分比有效普通話11711.413312.9粵方言65463.662961.2普通話和粵方言15715.317717.2其他方言1009.7888.6合計102799.9缺失係統1.1合計1028100.01028100.0表7公共領域語言使用狀況

農貿市場商場超市銀行郵局電信頻率百分比頻率百分比頻率百分比有效普通話36235.250949.554152.6粵方言25925.213112.712612.3普通話和粵方言38737.637836.835234.2其他方言191.89.99.9合計102799.8102799.9缺失係統1.21.1合計1028100.01028100.01028100.0(3) 教育領域語言使用情況

在學校教育領域,與老師、同學交談使用最多的是普通話,達64.5%,普通話和粵方言為28.8%,粵方言為5.7%,其他方言為1.0%。其中普通話使用率達到93.3%,一語獨大,占據絕對優勢地位。見表8。表8教育領域最常使用語言

頻率百分比有效普通話66364.5粵方言595.7普通話和粵方言29628.8其他方言101.0合計1028100.0(三) 語言態度

語言態度是影響東莞本地人口中小學生語言選擇和使用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在李克特(Likert)五度量表的基礎上作了修改,讓被調查者從好聽(語言情感價值)、親切(語言情感價值)、有用程度(語言實用價值)、社會影響(語言社會聲望)等指標對粵方言和普通話進行評價。其中,“1”為“很”,“2”為“比較”,“3”為“一般”,“4”為“不”,“5”為“很不”。

由表9和表10可見,好聽程度粵方言2.03>普通話1.93;親切程度粵方言1.92普通話1.72;社會影響程度粵方言2.21>普通話1.78。除了親切程度粵方言占優外,其他三個指標全部是普通話占優。這也客觀反映,對於東莞本地人口中小學生來說,普通話在語言實用價值、語言社會聲望方麵全麵超過了粵方言。在語言情感價值方麵,普通話在好聽程度上占優,粵方言隻在親切程度上占優。表9粵方言評價

N極小值極大值均值標準差粵方言好聽程度1027152.03.978粵方言親切程度1026151.92.921粵方言有用程度1027152.05.937粵方言社會影響程度1028152.21.978有效的 N (列表狀態)1025表10普通話評價

N極小值極大值均值標準差普通話好聽程度1028151.93.870普通話親切程度1028152.01.901普通話有用程度1028151.72.864普通話社會影響程度1027151.78.959有效的 N (列表狀態)1027既然在語言態度上普通話幾乎全麵占優,那麼東莞本地人口中小學生有無必要學習粵方言呢?調查顯示,317%的學生認為很有必要、351%的學生認為有必要,241%的學生認為不確定,56%的學生認為沒必要,34%的學生認為完全沒必要。共有668%的學生認為有必要學習粵方言。見表11。表11有無必要學說粵方言

頻率百分比有效很有必要32631.7有必要36135.1不確定24824.1沒必要585.7完全沒必要353.4合計1028100.0針對目前在教育領域無本地方言課程情況,我們專門問及在學校領域是否需要開設相關粵方言課程,結果發現有59.6%的學生讚成,15.4%的學生不讚成,24.3%的學生不確定。見表12。表12是否讚成學校開設相關粵方言課程

頻率百分比有效讚成61359.6不讚成15815.4不確定25024.3合計102199.3缺失係統7.7合計1028100.0三分析與討論

(一) 影響語言使用的社會因素

一般來說,性別、年齡、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等社會因素會影響本地人口中小學生的語言選擇和使用。本文的調查結果顯示,年齡、父母職業和父母教育程度是影響東莞青少年語言使用的主要社會因素,不同性別的語言使用情況則相差不大,關於“性別”和“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的Pearson卡方檢驗為不顯著(P=0.182>0.05)(見表13)。

表13性別與語言能力

性別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普通話粵方言普通話和粵

方言普通話、粵方言

和其他方言合計男109(19.8%)75(13.6%)271(49.3%)95(17.3%)550女102(21.4%)44(9.2%)244(51.3%)86(18.1%)476合計2111195151811026(1) 年齡

我們調查的學生集中在小學四年級至初中二年級,年齡為10—16歲。調查發現,隻能使用普通話的人數基本是隨著年齡的增大而減少,而隻能使用粵方言的人數基本是隨著年齡增大而增加。表14顯示,每個年齡段都是掌握普通話和粵方言的人最多,比率最高的是13歲,達到639%,最低的是10歲,達到391%。在10—12歲,隻掌握普通話的比率排第二位;而13—16歲,掌握普通話、粵方言和其他方言的比例排第二位。在東莞的調查結果驗證了孫曉先等(2007)、俞瑋奇(2010,2012)、方小兵(2018)在長三角地區的調查研究。這屬於一種“年齡級差”(age grading)(Chambers, 1995),即一代人在不同年齡段對某種語言變體使用所產生的變化(徐大明等,1997)。隨著年齡增長和接觸社會的增多,東莞本地人口學生使用普通話的頻率會逐步減少,使用粵方言的頻率會逐步增加,更多時候是以雙語或者多語的形式表現出來。“年齡”和“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的Pearson卡方檢驗顯著(P=0000<005)。表14年齡與語言能力

年齡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普通話粵方言普通話和粵

方言普通話、粵方言

和其他方言合計10100(38.3%)17(6.5%)102(39.1%)42(16.1%)2611137(26.8%)11(8.0%)62(44.9%)28(20.3%)1381228(29.5%)5(5.3%)51(53.7%)11(11.6%)951318(11.4%)18(11.4%)101(63.9%)21(13.3%)1581422(12.9%)26(15.3%)87(51.2%)35(20.6%)170156(4.6%)26(19.8%)79(60.3%)20(15.3%)131160(0%)16(22.2%)32(44.4%)24(33.3%)72合計2111195141811025(2) 父母職業

職業類別是社會分層的顯著標誌。通過考察父母親的職業因素對子女語言使用的影響,可以得到社會分層對下一代語言使用的影響。我們的職業類別劃分在仇立平(2004)的基礎上做了微調。由表15可見,所有父親職業中子女使用率最高的都是普通話和粵方言。使用率排第二位的不盡相同,“國家單位、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商業從業人員”、“其他”的子女是普通話;“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服務業人員”的子女是粵方言;“辦事人員及相關人員”的子女是普通話、粵方言和其他方言。由表16可見,母親職業中子女使用率最高的都是普通話和粵方言(“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的“普通話和粵方言”與“粵方言”並列第一)。母親職業為服務業的子女語言使用率第二位的是粵方言;屬於“其他”的子女語言使用率第二位的是普通話、粵方言和其他方言;其他所有職業排第二位的都是普通話。“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與父親職業的Pearson卡方檢驗顯著(P=0.004<0.05),與母親職業的Pearson卡方檢驗顯著(P=0.000<0.05)。表15父親職業類別與語言能力

父親職業類別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普通話粵方言普通話和粵

方言普通話、粵方言

和其他方言合計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31(23.7%)13(9.9%)67(51.1%)20(15.3%)131教師、專業技術人員15(22.1%)7(10.3%)36(52.9%)10(14.7%)68辦事人員及相關人員21(16.8%)12(9.6%)67(53.6%)25(20.0%)125商業從業人員32(22.7%)12(8.5%)68(48.2%)29(20.6%)141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11(15.5%)14(19.7%)43(60.6%)3(4.2%)71服務業人員7(11.9%)16(27.1%)28(47.6%)8(13.6%)59其他93(21.9%)45(10.6%)201(47.3%)86(20.2%)425合計2101195101811020表16母親職業類別與語言能力

母親職業類別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普通話粵方言普通話和粵

方言普通話、粵方言

和其他方言合計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21(32.8%)5(7.8%)25(39.1%)13(20.3%)64教師、專業技術人員16(25.4%)3(4.8%)34(54.0%)10(15.9%)63辦事人員及相關人員22(18.8%)10(8.5%)65(55.6%)20(17.1%)117商業從業人員27(23.7%)11(9.6%)55(48.2%)21(18.4%)114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7(23.3%)10(33.3%)10(33.3%)3(10%)30服務業人員17(13.7%)27(21.8%)74(59.7%)6(4.8%)124其他99(19.5%)53(10.4%)250(49.2%)106(20.9%)508合計2091195131791020(3) 父母教育程度

以往的相關研究都證實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影響子女的語言使用(俞瑋奇,2010,2011;張斌華、張媛媛,2015等)。調查發現,父母親的教育程度,除了研究生的子女語言使用率最高的是普通話、粵方言和其他方言外,其他教育程度的子女語言使用率最高的都是普通話和粵方言。其中使用普通話和粵方言最高的都是大學(含大專),分別為56.9%和55.6%。見表17、表18。這也有可能與父母是研究生的樣本偏少有關。“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分別與“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的Pearson卡方檢驗都顯著(P=0.000、0.000<0.05)。

(二) 語言使用情況的訪談分析

為了更深入、具體地了解東莞市本地人口中小學生的語言生活狀況,本次調查還采取了個案訪談的調查形式。我們從接受問卷調查的對象中選擇了30位學生進行訪談。我們根據調查問卷的內容對訪談對象提問相關問題,有代表性的訪談結果如下。表17父親教育程度與語言能力

父親教育程度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普通話粵方言普通話和粵

方言普通話、粵方言

和其他方言合計小學及以下14(17.3%)7(8.6%)37(45.7%)23(28.4%)81初中53(18.9%)33(11.8%)142(50.7%)52(18.6%)280高中(含中專)76(21.3%)54(15.1%)173(48.5%)54(15.1%)357大學(含大專)54(20.1%)25(9.3%)153(56.9%)37(13.8%)269研究生13(38.2%)0(0%)7(20.6%)14(41.2%)34合計2101195121801021表18母親教育程度與語言能力

母親教育程度現在能使用哪些語言與人交談?普通話粵方言普通話和粵

方言普通話、粵方言

和其他方言合計小學及以下31(27.0%)7(6.1%)50(43.5%)27(23.5%)115初中57(18.5%)27(8.9%)167(54.2%)57(18.5%)308高中(含中專)75(20.9%)64(17.8%)167(46.5%)53(14.8%)359大學(含大專)43(19.9%)21(9.7%)120(55.6%)32(14.8%)216研究生5(20%)0(0%)8(32%)12(48%)25合計2111195121811023男,11歲,四年級,父母都是東莞本地人,粵方言熟練,但有些詞不會說;普通話熟練;在家庭、農貿市場、小商店、學校等會使用粵方言,在學校、超市、餐廳等使用普通話,對粵方言評價高,認為普通話有用,在需要的時候使用。

女,14歲,初一年級,父親是廣東省內人,母親是湖南人,本地出生、本地長大,粵方言可以聽懂大部分,但是不會說。普通話流利,在任何場合都使用普通話,對普通話評價高,對粵方言評價低。

男,15歲,初二年級,父母是東莞本地人,粵方言流利,普通話流利,粵方言限於家裏以及和本地人交流,普通話用於學校、餐廳等公共場所,粵方言親切,普通話更重要。

追加訪談的結果,基本與問卷調查的結果相吻合,客觀驗證了問卷調查的準確性。追加訪談也發現了一些問卷調查沒有發現的問題及深層次原因。例如,父母皆為東莞本地人的受訪對象,粵方言的掌握情況較好,使用頻率較高,對粵方言的評價也較高。但如果父母一方是非東莞本地人,粵方言的掌握情況就不容樂觀,會聽不會說的情況增加,對粵方言的評價也直線下降。此外,家庭是粵方言傳承與發展最重要的領域,也是最後一個領域,父母語言意識在家庭語言規劃和家庭語言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王玲,2016),家庭語言規劃刻不容緩。

(三) 語言使用情況的對比分析

(1) 東莞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子女語言狀況對比

東莞作為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也是一座移民城市。伴隨著城市化進程,本地人口的語言狀況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調查結果可見,東莞本地人口中小學生中,79.3%保留了粵語能力,88.4%掌握了普通話能力。可以說,普通話的主體地位已經確立。與此同時,粵方言的母語地位也得到了保持,接近八成的學生擁有粵方言能力。張斌華、張媛媛(2015)曾對東莞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語言使用狀況進行了研究,通過將東莞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子女的語言狀況進行對比,由表19可見,東莞外來人口子女在商場超市領域和學校領域,使用普通話的比率極高,遠超本地人口子女,使用粵方言和其他方言很少。在家庭領域,本地人口子女的母語保持要好於外來人口的母語保持,本地人口子女達到59.0%,外來人口子女為42.9%。換言之,東莞外來人口子女語言使用狀況受城市化進程影響更大,母語保持形勢嚴峻。既不能傳承來源地的母語方言,又無法習得粵方言,變成普通話單語者的概率極高。在語言態度方麵,外來人口子女對普通話的情感價值、實用價值和社會聲望全部超過本地人口子女。其對粵方言的情感價值、實用價值和社會聲望全部低於本地人口子女。特別是情感價值方麵,外來人口子女對粵方言的評價均值超過了3.0,見表20。語言認同影響語言使用,可以估計,占東莞常住人口77%的外來人口,普通話的使用率會越來越高。其第二代、第三代以普通話代替家鄉方言作為母語的概率會非常高。表19東莞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子女語言使用狀況比較

語言使用領域普通話粵方言其他方言本地人口

子女外來人口

子女本地人口

子女外來人口

子女本地人口

子女外來人口

子女家庭領域15.7%49.2%59.0%4.5%8.7%42.9%商場超市領域49.5%95.6%12.7%1.0%0.9%1.9%學校領域64.5%98.6%5.7%0.1%1.0%1.3%表20東莞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子女語言態度均值比較

語言態度均值(極小值1,極大值5,數值越小越同意)本地人口子女外來人口子女親切程度

普通話1.931.60粵方言2.033.07好聽程度普通話2.011.60粵方言1.923.18有用程度普通話1.721.36粵方言2.052.99影響程度普通話1.782.06粵方言2.212.83(2) 東莞與長三角相關城市的對比

將東莞的調查結果與長三角的蘇州和南京(俞瑋奇,2010,2012)進行對比發現,很多語言使用規律有著相似之處。三個城市大多數的本地青少年都成為普通話和當地方言的雙語人,其中蘇州最高,達到89.8%。在家庭領域,使用當地方言最多的是蘇州,對父親、母親、祖父母分別為55%、53.5%、71.3%;東莞第二,為55.1%、52.1%、61.2%;最低的是南京,為49.3%、47.3%、55.5%。三個城市都呈現出“年齡級差”現象,即越年長當地方言能力越強。東莞掌握多語的學生最多,達到17.6%。在語言態度方麵,三個城市也呈現相似之處。在東莞和南京,除了親切程度外,普通話都優於當地方言。蘇州除了好聽程度和親切程度外,普通話都優於當地方言。簡言之,三個城市都驗證了普通話的實用價值和社會聲望都高於當地方言,當地方言隻是在情感價值方麵略占優勢。通過對比發現,東莞和蘇州方言保持較好,高於南京,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探索。李宇明、王春輝(2019)認為語言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麵: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東莞本地方言粵方言恰恰是全球華人使用最頻繁的方言,是工具功能最突出的方言。蘇州本地方言吳方言則是文化功能最突出的方言之一,吳方言背後的吳文化享譽海內外。而南京本地方言江淮方言,無論是工具功能,還是文化功能,與粵方言和吳方言相差較大。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東莞蘇州的方言使用率高於南京的調查結果。

四結論

本文在對東莞公辦中小學進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獲得了東莞本地人口中小學生的語言使用狀況。調查發現,普通話已經全麵進入各個語言空間,粵方言雖然受到一定的擠壓,但是依然有近八成的學生掌握;大多數的學生是普通話和粵方言或者普通話、粵方言和其他方言的雙語或多語者。研究同時發現,年齡、父母親的職業類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等是影響子女語言選擇和使用的重要社會因素;東莞外來人口子女受城市化進程的影響更大,其對普通話的認同和使用率遠遠超過本地人口子女。此外,珠三角和長三角語言使用情況趨於一致,表明城市語言發展具有某些共性的規律。

參考文獻

Chambers J K.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anguage Vari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Oxford: Blackwell .

曹誌耘.2001.關於漢語瀕危方言的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1).

方小兵.2018.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小學階段的語言適應與語言認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

付義榮.2012.論漢語方言的萎縮——以安徽無為縣傅村為例.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

簡新華,黃琨.2010.中國城鎮化水平和速度的實證分析與前景預測.經濟研究(3).

李如龍.2017.現代漢語方言的萎縮和對策研究.語言戰略研究(4).

李宇明.2012.中國語言生活的時代特征.中國語文(4).

李宇明,王春輝.2019.論語言的功能分類.當代語言學(1).

仇立平.2004.中國社會分層.職業地位:社會分層的指示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單韻鳴,李勝.2018.廣州人語言態度與粵語認同傳承.語言戰略研究(3).

孫曉先,蔣冰冰,王頤嘉,等.2007.上海市學生普通話與上海話使用情況調查.長江學術(3).

汪平.2003.普通話和蘇州話在蘇州的消長.語言教學與研究(3).

王立.2008.語言期望與中小學生的語言成長.語言文字應用(4).

王玲.2016.語言意識與語言家庭規劃.語言研究(1).

王曉梅.2005.馬來西亞雪蘭莪州萬津華人的語言保持和語言轉用.中國社會語言學(1).

謝俊英.2011.普通話普及情況調查分析.語言文字應用(3).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1997.當代社會語言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徐暉明,周喆.2016.廣州青少年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調查與分析.語言文字應用(3).

薛才德.2009.上海市民語言生活狀況調查.語言文字應用(2).

楊榮華.2010.語言認同與方言瀕危:以辰州話方言島為例.語言科學(4).

遊汝傑.2006.方言與普通話的社會功能與和諧發展.修辭學習(6).

俞瑋奇.2010.普通話的推廣與蘇州方言的保持——蘇州市中小學生語言生活狀況調查.語言文字應用(3).

俞瑋奇.2011.蘇州市外來人口第二代的語言轉用考察.語言教學與研究(1).

俞瑋奇.2012.城市青少年語言使用與語言認同的年齡變化——南京市中小學生語言生活狀況的調查.語言文字應用(3).

張斌華,張媛媛.2015.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語言使用狀況研究——以東莞民辦小學為例.語言文字應用(2).

張斌華.2016.珠三角新生代農民工語言使用、態度及認同研究.語言文字應用(3).

作者簡介

張斌華,男,博士,東莞理工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語言學、對外漢語教學等。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A Survey on the Language Life of Teenager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ongguan

Zhang Binhua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Dongguan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We sampled local students (grade 4grade 8) in a citywide range, a total of 1028, with the late SPSS 18 for data analysis. Research shows that Mandarin has entered a lot of language space and become the main language; although the Cantonese dialect is squeezed, that language is still strong, so that nearly 70% of the students can speak two or more languages. Age, parents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level are the important soci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oice and use of language. The language status and attitude of the childre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Dongguan ar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city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ends to be the same.

Key words: Putonghua; Guangdong dialect; language situation; student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age gradation

“一帶一路”背景下非通用語專業人才培養思考:以尼泊爾語為例·語言教育·

“一帶一路”背景下非通用語專業人才培養思考:

以尼泊爾語為例 本項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語言能力描述與數據庫建設和漢語能力標準製定研究”(項目編號:13AZD098)的支持。

蔣義錚楊通銀邢雲

提要:本文以中國傳媒大學尼泊爾語專業為例,探討 “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非通用語專業人才培養亟須解決的相關問題,包括培養模式單一、對口就業率低、稀缺人才資源浪費等,並從國家層級語言人才戰略規劃、學科建設融合和就業質量提升等方麵提出解決方案。

關鍵詞:“一帶一路”;非通用語人才;尼泊爾語專業;對策

引言

2013年9 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先後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中國政府隨之製定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項宏偉的係統工程,重點提出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個方麵的內容,而語言溝通是實現其他諸多領域互聯互通的核心前提,正如李宇明(2015)所言,“一帶一路”,需要語言鋪路。語言不僅是交流互通的基本工具,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可以說,信息功能是語言的最基本功能。促進貿易往來,增進彼此了解,加強文明互通,都需要通過語言交換對彼此有益的信息(徐大明,2014)。所以,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語言服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一帶一路”規劃路線所涉及的沿線國家目前共65個,其中官方語言和通用語言有56種,如果統計各國的民族語言,則要達到2400餘種(楊亦鳴、趙曉群,2016)。考慮到沿線國家的語言數量眾多,情況複雜,大部分屬於非通用語 非通用語的定義依據丁超(2016)的解釋:在我國,指英語、俄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和阿拉伯語之外的其他所有外語語種。,所以在推進與沿線國家深化合作的過程中,我國非通用語專業建設及人才結構問題勢必得以凸顯。目前,已有不少專家對“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語言問題發文討論,如楊亦鳴(2015)、張日培(2015)、趙世舉(2015)、沈騎(2016)、文秋芳(2016)等,普遍強調了非通用語人才的重要性和緊缺性,並將非通用語人才儲備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麵。具體而言,目前非通用語人才儲備不足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有的語種尚未作為專業開設,自然就沒有相關人才;二是雖然開設了相關專業,但是培養的人才數量不足,或者人才資源未得到合理配置,同樣造成供給側有效產能不足。楊亦鳴、趙曉群 (2016)窮盡式梳理統計了相關國家主要使用但在我國尚未有人才培養的語種(見表1)。表1未開設語種及相關語言國情

語言國家其他通用語言獨立時間迪維希語*馬爾代夫英語通用1965宗卡語不丹英語通用1907原為印度尼西亞占領德頓語*東帝汶另一官方語言為葡萄牙語2002原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塔吉克語*塔吉克斯坦俄語通用1991亞美尼亞語*亞美尼亞俄語通用1991格魯吉亞語*格魯吉亞俄語通用1991白俄羅斯語*白俄羅斯與俄語相近,俄語通用1991摩爾多瓦語*摩爾多瓦與羅馬尼亞語為方言差別,俄語通用1991原為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斯洛文尼亞語斯洛文尼亞意大利語、匈牙利語、英語等語言也被使用1991馬其頓語*馬其頓與保加利亞語接近,2001年阿爾巴尼亞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1991波斯尼亞語*波斯尼亞和黑塞戈維那未明確規定國語或官方語言,克羅地亞語、塞爾維亞語通用1992黑山語*黑山與塞爾維亞語、克羅地亞語非常接近,塞爾維亞語通用2006可以看出,沿線國家的56種官方語言中,有12種尚未進入我國外語專業序列,占總數的21%以上。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比如由於之前我國與所在國的外交、經貿、文化交流等關係還不夠緊密,需求不緊迫;或者是其人口總量小、語言地位不夠顯著,隨著國際局勢的巨大變化,國家政權更迭不斷,原先的地區用語、民族用語一夜之間成為新的國家官方語言的例子屢見不鮮。當前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過程中,我們和相關國家之間的關係必須從長計議,運籌帷幄,而語言就是打開心靈和文化交流的最佳鑰匙,業已形成的外語學科布局必然要根據最新的國際語言形勢進行規劃調整。正是為了滿足這一緊迫現實需求,2015年1月,教育部提出要服務國家開放戰略,針對中國非通用語種人才儲備不足問題,優先支持高校開設與中國建交國官方語言相關的88個非通用語種專業 具體內容詳見文件《全麵深化綜合改革全麵加強依法治教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袁貴仁部長在2015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同年9月,《教育部關於加強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工作的實施意見》出台,擬通過加快培養國家亟須非通用語種人才等重要舉措,實現所有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全覆蓋,而上表中加*號的語言皆在近年計劃開設的語種範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