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人
程維著南京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南昌人 \/ 程維著. —修訂本. —南京： 南京大學
出版社, 2021.1
ISBN 9787305236600Ⅰ. ①南…Ⅱ. ①程…Ⅲ. ①散文集中國當代
Ⅳ. ①I26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149259號
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漢口路22號郵編 210093
出版人金鑫榮書名南昌人（修訂版）
著者程維
責任編輯顧舜若照排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
印刷徐州緒權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880×12301\/32印張10.5字數252千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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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作者程維南昌人（修訂版）目錄目錄
i序：你我千年的技擊，輕薄如剪紙
001“南昌鬼子”
019老南昌的背影
054天堂般的電影院
067都市裏的江湖：南昌羅漢小史
094萬壽宮
118隱士
142滕王閣之殤
167鬼才八大的南昌斷代史
189羊子巷：壞小子們的夏天
206南昌人的吃，豫章後街（蛤蟆街）
217雙城記
224遍地泡王
232寡酒清歡
240老表
247南昌的風花雪月
252徘徊係馬樁
261我的南昌哥們
278書店記
282亂雀
288我在南昌虛度光陰
296細雪
300唱歌記
306在南昌
318後記
序：你我千年的技擊，輕薄如剪紙序：你我千年的技擊，輕薄如剪紙
去年初夏，我遊曆歐洲諸名城，我願意把這次“遊曆”稱為“無知的遊曆”。此遊也晚，過去僅是在書本與影像上對歐洲進行“遊曆”，對於“實物”的“親見”，尚是空白與無知狀態，感覺自是停留於表麵的。這次站在羅馬古老街道上的建築跟前，我想到故國的南昌，為一座兩千多年的古城沒留下一點足以印證其歲月的遺跡而失落。我在巴黎左岸老街區轉悠，覺得巴黎人還是令人羨慕的，他們可以生活在十九世紀留下來的古街上，坐在路邊小店細細地呷一口咖啡，讀一頁書報，仿佛時光忽然慢了下來，像十九世紀的馬車一樣慢。在布拉格，我穿行在那些迷宮般的老街巷裏，就好像能遇上許多不同時代的歐洲人的麵影，這種感覺與我在南昌不斷拆除的老街舊巷前的惆悵正好相反。
那些古建築尤存，且得到精心保護，人們還在裏麵生活的城市街道，時時提醒著那裏的生活者，他們是有清晰來曆的人。城市帶著斑駁光影的牆和磨得光滑的石子路可以做證，他們祖祖輩輩和他們自己的童年的天真、少年的不羈、青春的衝動、生命的柔情與疼痛都在那裏，城市裏可靠的“物”的載體，可以為他們活著的記憶做證——我發現，就人而言，這一點很重要。
農耕者的故鄉，是村莊。城市人的故鄉，就是街道，除此無以安頓肉身。當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之時，我們的城市幾乎正在喪失“故鄉”的可能性。對此，我是感傷的。
現在城市人更多變成了單元房裏的動物，變成了寫字樓裏的肉身加班機器，變成了雙休日才能在吃、玩、購一體化大屋子——“夢時代”“天虹”“百盛”“銅鑼灣”等綜合體“廣場”——內休閑的活物。我徜徉其中，也時時產生幻覺——這些繁華的綜合體“廣場”，仿佛就是如今城市人的“天堂”。——不！另一個聲音又總在提醒我，物質的滿足——更多是視覺的享受——並不是城市人的錢袋子都能夠令奢華的物品手到擒來。這也足以證明著“物品、繁華，即限製”，城市人隻能在“物”的世界裏有限，甚而極其有限地“放縱”。某種意義上，它使城市人更加循規蹈矩，從而更自覺地回到寫字樓的加班桌前去追求辛苦的“勞資”。
我們的城市也有過充滿記憶與活力的老街道，“老南昌人”記憶裏的翠花街、勝利路、中山路、子固路、洗馬池、係馬樁、洋船頭、三眼井、擒龍巷、半邊街、筷子巷、射步亭、蛤蟆街、羊子巷、珠寶街、嫁妝街等，哪條街道不曾是南昌人活色生香的市井記憶和生活見證？南昌人的“故鄉”就曾是在這些街上，而不是在冷漠高傲的鋼筋水泥裏，不是在勝利路日漸空曠的步行街上。現在這些街頭隻看見老人和孩子，如“村莊”的留守者。
看到精美印刷的現代城市畫冊，那一幀幀高樓大廈的鋼筋水泥叢林風景似乎把“城市人”的生活遮蔽了，城市人將城市主體的位置讓給了凝固的嶄新高樓，而這“嶄新”把舊的、有人的溫度記憶的一切幹脆截然抹去了。我曾陷入假想——或許高樓大廈的鋼筋水泥裏還包裹著城市的靈魂，那就是它昨日的底片，即一座城市的“城市人”鑄就了他的城市，無論是一線、二線，還是三線城市，無論是名城還是落後之城，它都是人的生死場，無論卑微還是顯貴，它都是同樣愛欲完備的血肉。
我從一出生大致就在南昌生活，大半生過去，到過不少城市，接觸過眾多不同城市的人，這些經曆不過是一再印證著我隻是一個南昌人而已。六年前（2013年6月16日）我寫《南昌人》這本書時，順帶寫了一首詩《在南昌》：
我不可能置身南昌之外寫南昌，逢張三說北京話，見李四作鳥語。
我是個地道南昌人，在南昌我裝什麼也沒法裝我不是南昌人。
盡管這身份一般，跟遇到的大伯大媽、城管小販、孬幹部沒有區別。盡管有時我恨這一身份。想自己若是上海、北京或紐約、巴黎人該多好。
可我就是南昌人，就是這裏的土著身份，不用裝也是。
一看模樣，張一張嘴，動下腦筋，放個屁，都是。一點不像巴黎人或上海人。
在南昌，工資低，菜價高，夏天熱得要命，冬天冷掉牙往肚裏呑。
外地人受不了，老梁一去北京就不回來，
說做北漂，也比待南昌帶勁。可我賤，就是不肯離開南昌。
哪怕外出一小會都優柔寡斷。不願旅遊，不願去廬山、北戴河療養。
一去外地，仿佛赴虎狼之秦。南昌以外，任何一個城市我都不願久留，
哪怕十天半月，總是前腳到，後腳就往回跑。
我就願待在南昌，從紅穀灘到三眼井，說不出太大理由。
我就是長這裏的一東西，挪一下都不自在。
六年後，同樣是在六月，南京大學出版社的司增斌先生告訴我，他們決定出版《南昌人》修訂版的精裝本，我自然是高興的，並且著手認真修訂。刪掉了原《南昌人》裏《南唐國都：短暫的春秋》《從汪大淵到利瑪竇》《清人的麵孔：八大和他的同時代人》《孤傲的理由：八大山人的家族史》《采茶戲：鄉事的狂歡》《江城之變：1648年》《水墨南昌》，增加了《天堂般的電影院》《都市裏的江湖：南昌羅漢小史》《我在南昌虛度光陰》。我以為增加的內容雖然少於刪去的，但分量絕對不輕，並且對原有的篇什包括順序做了部分調整，更增加了多幅珍貴的圖片。這些圖片大多數是我二十年來在南昌老街舊巷中拍的，其珍貴在於圖片上很多街巷（如南昌最有代表性的萬壽宮老街區、三眼井老街區）都已拆除，隻有這些圖片保存著南昌人曾經生活過的場景。相信對讀過原版《南昌人》的讀者，修訂版的《南昌人》絕對還有新的可讀點，我也就不辱使命了。而“南昌三部曲”的另兩部《南昌慢》和《南昌記》也在出版中，似可期待！
我一直把自己對於本土——具體到一座城市的書寫，視為一個刺客對於影子的技擊，盡管城市相對於個人而言如此巨大，又如此空洞。當麵對電腦上虛擬的白紙時，眼前的城市由於你身在其中而無所不在，同時又是一座如卡爾維諾所說的“看不見的城市”，你不可能一擊必中，甚至每一擊，都是空空的回響。
劍生鏽了，封死在記憶裏
一首遠年的歌已凝固
而你的幻舞與我的擊刺
仍如窗外的竹影婆娑
你我千年的技擊，輕薄如剪紙
（《刺客帖》）
2019年7月2日於墨豔山房
南昌人（修訂版）“南昌鬼子”“南昌鬼子”
一
南昌人素被稱為“南昌鬼子”，意指其壞且狡黠。這肯定是極少數人敗壞了南昌人的名頭。近日見到對“南昌鬼子”又有新說法，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蔣介石、宋美齡在南昌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南昌人一時洋派起來了，故被人稱作“鬼子”，此說倒令我眼睛一亮，仿佛把髒汙洗白了。靜而思之，又覺此說臆想成分太大。南昌人怎可能說變就變成滿身洋裝、滿嘴英語的假洋鬼子?尤其當年，滿街南昌人都不太守規矩，少年嘴上也叼根香煙，隨地吐煙頭，再張嘴又往地上啐一口痰。現今不同了，南昌人真的文明了，雖不是洋派說英語，但一般公共場合都說普通話，純用南昌話交流，都土了。到地鐵一號線、二號線上，還真聽不到說南昌話的，在萬達廣場、銅鑼灣、夢時代等大型商場，甚至超市收銀台前，即便是夏天穿大褲衩的南昌漢子也說普通話。隻有沙井劉家村賣肉的老曾，說：“格塊肉吃價，全南昌就格裏有賣！”才是老南昌話。
“鬼子”這詞在這裏出現，肯定是要打引號的，它的前綴是“南昌”，若不打上引號，仿佛就與“日本鬼子”等同了，鄉親們還不揪著俺的頭發暴揍！得，讓我犯嘀咕的是，“南昌鬼子”這詞，我還真不是從外地人嘴裏聽來的，很早就聽人說，“南昌鬼子”貌似忠厚，內有乾坤，肚裏盡是“鬼法術”，不留神，就中了他的“法”。近些年又從胖子老徐嘴裏聽說，老徐是豐城人，總說過去他先人受南昌人欺負，總是上南昌人“鬼法術”的當，民間便用一種點穴功“五百錢”對付南昌人。南昌人至今都言及“五百錢”而色變，老街坊閑談中都稱豐城人那手點穴功夫厲害，想必當年是有南昌人吃過“五百錢”的虧的。傳聞挺神，說豐城的會家子，從仇人身邊過，也不見手腳大動，隻佯裝客氣地拍一下，仇人便中招了。起先沒事，兩日後便有青腫，三日便半邊身子下墜。愈往後，愈不見好轉，便知是中了人“五百錢”了。若不找到點穴的人，向人下跪叩頭賠禮道歉，人家是不會為之解穴的，其結果可想而知。要說豐城人下手陰毒，那也是南昌人用“鬼法術”暗算在先。於是，便遭人罵作“南昌鬼子”。這是我從胖子老徐那兒聽來的一家之言，未予考證。至今，我也弄不明白當年南昌人使在豐城人身上的“鬼法術”是什麼。可以肯定不是點穴功。
我幼年每早上學必經南昌名拳師熊師傅家門口。每見老拳師氣定神閑坐診堂中與人把脈診治，懸壺濟世。又見他一堂子孫在空地上施展拳腳刻苦練功，尤其那少年男女，一撩腳便能搭過頭頂與樹幹齊直，一下腰，腦袋和身子就能從襠下鑽過來，令俺欽羨有加，驚豔不已。我心想，世上果有高人，真是了得，甚至異想天開，巴望有朝一日能被熊師傅收為徒，加入其少年英豪的行列，也可成就一番拳腳功業。隻是直到熊師傅的傷科診所與武場關張，我也沒勇氣去拜師學藝。後來熊師傅的名號在南昌消失，忽一日我想起來便向人打聽，才得知，熊師傅跟人比武，被人下了“五百錢”。起因是他“暗算”過人家，不是用拳腳武功，而是為人治傷時多收了錢，人家知道後氣不過，請了豐城打師，約他半夜至下沙窩木材場比武，他卻中了豐城人的招兒。此傳說來自坊間，未必確實，卻是“南昌鬼子”遭遇豐城“五百錢”的典型事例。
從中分析，南昌人的“鬼”，無非是玩了點不名譽的“心計”，騙了點錢，此為缺誠信，抑或行業失德。但將人致死，是犯罪。好在那不過是一樁未經證實的傳說，人也不必當真，隻是為了說事。也可見當年，有時民間一點糾紛便用了私下的武事裁決，也夠殘酷。可見“鬼”的成分裏，有騙的伎倆，故“鬼子”對南昌人而言，似乎是一個大大的不名譽的詞。寧可棄之遠之，而不願重提。但我不以為然——為什麼要避開呢？如果要深究南昌人，什麼又是避得了的呢？若是像豐城人對熊師傅那樣，畢竟還是“五百錢”比南昌人的那點鬼伎倆更深不可測，甚至更“鬼”，更不名譽。你瞧，他笑著跟你打招呼，還伸手過來輕輕拍上一拍，多麼友好，誰知那是要人命的鬼爪子，真正是“鬼手”。為什麼偏不指責豐城人，反說南昌人是“鬼子”？沒事我就坐在珠寶街“老南昌”茶樓，跟徐胖子那廝掰理，常鬧得麵紅耳赤，好在沒傷朋友和氣。老徐每回圓場的那句話都是：“南昌鬼子”的說法又不是我發明的，說的人多了，誰不知道？
確實，這事跟胖子老徐無關。
二
回過神來想想，“南昌鬼子”這頂帽不小，非一丁點伎倆所能名副其實地撐起來。“鬼子”一詞過去多為貶義。當今也有人不把“鬼子”這詞完全釘死是貶義，也有新解，或回到其本義的“鬼”的層麵，也衍生出“小鬼”“鬼才”“鬼機靈”“鬼名堂”等昵稱，或泛指有另類才華智慧的人。但，人稱南昌人“鬼子”，南昌人自是不舒服。
其實，南昌人心裏是裝不得一點事的，尤其別人說了讓你聽來不舒服的話，總是耿耿於懷，心裏放不下，這跟中國人普遍好麵子有關。但多少也讓人覺出些狹窄的氣量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海人餘秋雨在《收獲》開了個“山居隨筆”專欄，寫了好多各地的事，南昌人也讀得欲罷不能，讀著讀著突然蹦出一篇有關南昌的《青雲譜隨想》來，餘先生開篇頭一句就是：“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這話讀得南昌人一驚，繼而跳起來憤憤不平，尤其當時南昌主政官員正在考慮開發旅遊、擴大影響，沒想在全國文化界大有話語權的老餘竟爆出這麼句話來。盡管作為南昌人，咱當時心裏也確實覺得南昌沒什麼好玩，但你不能這樣寫到《收獲》上去嚷嚷，不然怎麼開發旅遊、招商引資？省會的《南昌晚報》為此還專門辟了文化版麵，邀上幾個本土學者專家來“侃”，好像硬要把餘秋雨那句話堵回去。我當時也忝在受“邀”之列，但借故不去，隻是寫了幾篇文章，意在說明一種看法：讓人家去說，別太在意人家不好聽的話，自己幹出幾樁漂亮事來讓人看看豈不更好？餘秋雨在爆出《青雲譜隨想》之前，南昌人是很推崇他的，但那文字一出之後，不論官員還是文人，似乎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也有個例外，倒是青雲譜八大山人紀念館悄悄在院門口砌了一麵牆，專門把全文刻在上麵，仿佛成了宣傳青雲譜八大山人的最大免費廣告。因為餘秋雨在“南昌不好玩”那話背後，有句精彩之語，那就是“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雲譜”。這是先抑後揚，還是考慮到南昌人接受程度的。隻是這“抑”的一棍子打得不輕，讓南昌人一時緩不過神來。偷偷緩過來且竊喜的當然是青雲譜，但青雲譜畢竟是南昌的一個區，大哥挨棍子，小弟豈能竊喜？過不久，我去八大山人紀念館，見那牆不見了。若幹年後，南昌已不比過去的南昌，有了摩天輪、秋水廣場，開發了象湖，建了大型儺園。據說有領導傳出話，請餘秋雨先生來南昌看看，當然話不生硬，是很客氣的那種，當時的市長是南昌進賢人，人也幽默，更能幹事，愛文化。他是真心想結識餘先生這樣的大文化人，自然也希望老餘說句“南昌現在不同了”，把原來那話做個修正，或收回去。領導畢竟有領導的難處。隻是餘秋雨一直不見再來南昌，前年到江西，似乎沒在南昌露麵，直接去了宜春明月山。
我至今仍然認為，餘秋雨那句話並不那麼重要，是南昌人把那話看得太重，太當回事了。他也就隨口那麼一說，分明一根飄著的羽毛，南昌人就將它看成是關公掄過來的青龍偃月刀了，那還了得！你還怎麼招架？
三
對於“南昌鬼子”之說，南昌人表麵不正視，心裏不可謂不在乎，一提“鬼子”，準沒好。這是大多數南昌人的想法，我早先想寫本書，就叫《南昌鬼子》，後來也被人勸回去。但總放不下，我是南昌人，我就想好歹正視一下“南昌鬼子”這個詞。
南昌人究竟“鬼”在哪裏了？我一直嘀咕，一直覺得不可思議，南昌人“鬼”嗎？我一直覺得南昌人挺老實、挺本分、挺安分守己的。不是曆史上出了那麼多一心“宅”在本地的“隱士”，出了那麼多隻知就著紅薯啃書本的讀書人嗎？南昌人經商不出名，打架不出名，膽小怕事，謹小慎微，不敢沾事惹事，沒有強悍刁滑的民風，沒有出運籌帷幄的統帥和躍馬揮刀的勇士，沒有大商大賈，倒是靠讀書入仕，出過翰林，出過學士、首輔，出過不少文人，出過不少一流大畫家。南昌人不像湖北武漢人俠義好鬥，不像湖南長沙人敢為人先，更不似浙江溫州人商業腦瓜靈敏。南昌人很少鬧事，古代沒有奔京城告禦狀的，明代寧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亂，不是南昌人的作用，朱宸濠是朱元璋的後人，老朱家是安徽人。南昌起義也不是南昌人領的頭，幾乎都是外地人。南昌人在幹什麼？據《南昌文史資料》中南昌人趙昌蓉的回憶文章《我所知道關於南昌起義的幾件事》記載，起義是頭天晚上發生的，八月一日晨“打開門一看，路上行人不斷來往，菜販照常挑菜上市，賣早點的照常叫賣……我沿著大街到洗馬池，街上店鋪照常營業……”當一場曆史大變局到來的時候，南昌人還在本分地過著“老日子”。若說南昌也有過敢在曆史中明火執仗的人物，那就得把在南昌友竹巷隱居過的奉新人張勳算上。這位“辮帥”率一幹辮子軍入京鬧複辟，動靜不小，也算招搖了一回。說到“鬼”，有時，我還真想把寧王朱權的“善謀”，與他在南昌由一個威震天下的王者，而轉為專心戲曲琴譜茶事的世外者的功夫，看成是“鬼穀子”的遺授。他的這份智慧在其後的朱耷身上多少也能看到。但這算是“鬼”嗎？要說南昌人是“鬼子”，那是指對他人有侵害的表現，比如胖子老徐說的欺負豐城人。至少“鬼”是一種厲害的大腦中的“軟實力”，南昌人有這麼厲害嗎？對此，我是懷疑的。
南昌人性格不鮮明，但不排外，甚至還羨慕外地人，這自然是有點不自信，也難怪，南昌曆史上沒出過皇帝，中國古代很少拿南昌當回事。有一次當了南唐小朝廷的國都，不到三個月，小朝廷就覺得南昌太狹窄，又退回了南京。南昌不僅沒因此增光，反而愈發沮喪，尤其，那還是個沒用的朝廷，南唐中主李璟（李後主的父親）死在南昌，他留言葬在南昌西山，李後主不管，硬是將父親“還葬金陵”。所以，南昌人絕口不提南昌也曾做過“國都”的事。南昌人知道這裏成不了首都，北伐時蔣介石一心想在南昌建都，卻被左右勸說，還是打消了念頭。但南昌人對外地人、外麵的城市有熱情。外地人來南昌做官也罷、做生意也罷、做工也罷，南昌人不反感，還希望外地人給當地帶來變化。不管是大城市還是一般城市來南昌做事的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福建民工、山東轉業軍人、上海知青，八九十年代的溫州商人、東北客商，南昌人都能接受，不像有的城市嫌外地人搶了本地人的飯碗、賺走了當地人的錢。南昌人大度，還向人學習，學上海人的時髦，福建人的吃苦，溫州人的賺錢，東北人的豪爽。南昌人羨慕上海人時髦會過日子，喜歡上海的收音機、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大白兔糖果，卻鄙夷上海人的小市民氣，尤其瞧不起皮膚雪白又愛精打細算、瑣瑣碎碎的上海“小男人”。南昌男人對早晨起來倒痰盂、刷馬桶的上海男人習氣尤為不屑。八十年代，我鄰居一女的，叫黑皮，竟找了個瘦高白淨的上海老公。那時住射步亭巷，都是一門而入深約幾進的老式大屋，黑皮家住門口那房，總是見她閑閑的，嗑著瓜子，或打著毛線攔住進出大門的鄰居，有的是聊不完的天。她家上海男人卻不吱聲，一任老婆跟人閑扯，他隻悶頭忙家務，鍋頭菜櫥、門裏門外都收拾得井井有條，星期天還自己動手做點木匠活，打個小床頭櫃，做對小沙發，釘個音箱什麼的。南昌男人閑著，先是當熱鬧站一邊瞧，繼而嘖嘖讚幾句，慢慢覺著上海男人聰明、手巧，便也跟著學，借來刨鋸，混在人家裏頭有模有樣跟著幹。一來二去，射步亭一條巷的人家裏坐的大小沙發，幾乎沒誰家是花錢買的，全是男人砰砰嘭嘭自製的，雖然坐起來不似店裏的結實，卻還舒適。靠跟上海人學，南昌人“自力更生”提前進入了“沙發時代”。須知，那時候家有沙發不是富裕的體現，而是“級別”的體現，十三級“高幹”家才有公家配備的沙發啊！
四
有個叫金宇澄的上海人，幹過農民、泥瓦匠、馬夫、工人，二十年來，沒寫小說，一直在雜誌社當小說編輯，沒想到快退休了，在網上用上海話寫上海人的故事，火了，推出一本寫上海人的書叫《繁花》。幾年前，我買過一本香港人葉錦添以圖片和文字片段記述他搞影視美術設計的書，也叫《繁花》。上海人和香港人內心都是有“繁花”的，這不奇怪，兩座城市都是屬於洋派的。葉錦添是搞美術的自不必說，像金宇澄這般的“老爺叔”，也不忘“繁花”一把，因為他是上海人。南昌從來沒有繁華過，即便當年做國都，也是因為繁華不起，又撤了。南昌人過去叫洋氣時髦的女人為“洋盤”。老人們提醒子女：“洋盤”貨不能要，是“秋白梨”，好看不好吃。南昌人說的“洋盤”，多是指學上海人的穿著打扮，女的燙大波浪，男的留飛機頭，都穿擦得鋥亮的尖頭皮鞋，上海人又是學外國人的。那時，南昌人出差上海，心裏掛著的一樁事就是到錦江飯店門口看“外國佬”。南昌八一大道有座江西賓館，偶有“外國佬”，當年都是亞非拉朋友，沒想象中的洋氣。南昌的“洋盤”，是三道販子，何“洋”之有？“洋”又能“洋”到哪裏去？我對上海人最初的羨慕，來自上海芭蕾舞學校的學員。當時我年方十四，家住瑞金北路140號市委招待所，正有些胡思亂想的年齡，就碰上院子裏住進來一批同齡的上海芭蕾舞學校的少男少女，個個身材修長，氣質非凡，男的長發，女的盤頭，頸脖子細又白，如天鵝。每天起來在院子裏練功，男孩子端女孩子的腰，蹦上蹦下，這些長腿細腰的妖精和小子三五成群，在院子裏嘰嘰喳喳，仿佛走訪凡間的天國仙人。是時，我跟幾個左近的小哥們兒，得空便坐在井欄的抽水管上，如同一溜傻鳥，土頭土腦瞅人家，一幫南昌土鱉少年，對上海芭蕾少男少女，那可是打心眼裏豔羨，又滿心自慚形穢啊！
跟外地人比，南昌人往往氣短。這也造成了南昌人總想罵南昌人的心理，甚或形成了一種習慣，幾個南昌人聚一起，有時沒來由反會罵南昌人來發泄。推而廣之，就像咱中國人有時會罵中國人一樣，罵得狠且果決，好像他是魯迅，人家是阿Q，他頗具優越感地“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仿佛他自己不是中國人。這說明人對自己有不滿且憤怒的地方。殊不知，在南昌，哪個南昌人不是另一個南昌人的鏡子，南昌人的優缺點你又何嚐沒有？南昌人罵南昌人的習慣，是一種自信心缺失的表現。好像他是以罵南昌人來證明自己是個優越的“非南昌人”，這當然是非理性的“批判”，與魯迅對國人劣根性解剖刀式鋒利的批判無關。
雖說南昌人羨慕外地人，進而學外地人，但往往小農意識，瞻前顧後，穿著打扮不說，幹起事來，更怕打破本不值錢的一點壇壇罐罐，不敢越雷池一步，終是膽小，往往錯過機遇。人家幹的時候，南昌人觀望，自己不敢下決心，怕吃虧，怕虧本，不敢賭，不敢拚，缺乏闖勁和冒險精神。人家成了，南昌人再動手，已然晚了一步，有時就那麼一步，機遇全失。南昌人窩在本地是一條蟲，跑到外頭是一條龍。主觀能動性往往被激發，顧慮不在身邊，反而獲得解放，南昌人有倔勁，認準的事，哪怕不是做官賺錢，也硬磕。縱是頭破血流也不回頭，這股倔勁很可貴。我一老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海南，不是淘金，是寫作，海南潮起潮落，他也幾經浮沉，老婆離婚跟有錢人跑了，多少人去了又走，幹這不行又幹別的，他終是沒丟一支筆，終是在寫著。有人改行做了酒店，有人幹了廣告，有人做了房地產，他仍寫他的文學，一頭黑發寫成了白發，寫成了海口市文研所所長，不是官，還是個文人，我佩服他。而今老哥著作等身，根據他作品拍的電影都有十幾部，仿佛他的筆已是戳在天南的一柱。另一批大學同學開始在南昌混得稀鬆平常，一跑出去，十幾年後，竟個個都是人物，有的是上海上市公司老總，有的在外省重要部門坐上了相當位置，有的成了報業界的“巨子”。外地人不由得叫：“‘南昌鬼子’進村了！”
這種“南昌鬼子”，是叫人提氣上勁的，我看好。
也有人認為“南昌鬼子”心胸狹窄，不能容人，嫉妒心強，暗地裏好相互拆台。沒有必要否認，不隻是南昌人，世界各地的人都存在嫉妒心理，《聖經》中明確把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南昌人的嫉妒心如果是體現在暗地相互拆台上，那當然是容不得他人，尤其是容不得“人才”。南昌當地確有這種情況，對本地人才視而不見，卻從外地“引進人才”。由不得本地人冒尖出頭，寧可將好處和位子讓給外地人，這叫“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所以南昌市的頭，多是外地人。南昌人隻服服帖帖讓人管。
南昌桃花巷有個現今舉國公認的大畫家黃秋園，但他極具繪畫才能的一生，幾乎是被同行嫉妒和打壓的一生，所以生前寂寂無聞，隻是一個不起眼的和和善善的南昌小老頭，誰也不把他當回事。連女兒也小看他，女兒出嫁，他認認真真畫了一幅畫給女兒陪嫁。女兒挖苦他：“人家女兒出嫁，父母都是用縫紉機、電視機作陪嫁，你卻陪一幅破畫。”黃秋園無奈，卻對女兒說：“將來我的畫，每一寸都要用金子來量。”如今果真應驗。可據說南昌本地的同行又起了另一重嫉妒：黃秋園畫價高麼！弗洛伊德講，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製這個東西，《聖經》中說嫉妒是“凶眼”。嫉妒殺人。每個人都是嫉妒者，每個人又都是被嫉妒者，由此形成一個可怕的怪圈，人可悲地在怪圈裏遊戲著，使的都是負能量，“南昌鬼子”難免要遭些惡名。
過去有“隨波逐流”一詞，有點警世意味，現在沒人說了，因為大家都在隨波逐流，唯恐被“波流”拍上岸。那麼，另一個詞“遺世獨立”反指那跟不上趟的，既沒人脈也不被誰待見的夥計，碰上這麼個時代，不合時宜，近乎遭冷遇。八大山人如果活在當下，其境遇可想而知。南昌人喜歡捧不在世者，而對當下活人不待見。幾年前我參加在南昌舉辦的一個省級文化單位研討會，主持者就說：“我們從不給活人開研討會。”
南昌人的性格不鮮明、保守，是本土文化造成的。江西古稱“吳頭楚尾，粵戶閩庭”，除北部較為平坦外，東西南部三麵環山，中部丘陵起伏，成為一個整體向鄱陽湖傾斜而往北開口的巨大盆地。盆地環境自給自足，自然餓不死，也是小農經濟思想的溫床，不思進取，缺乏闖勁，沒有從盆地突圍的冒險性。
摩崖石刻
江西的本土宗教是道教，江西是道教重要發祥地之一。中國道教創始人張陵在東漢永元二年(90年)到江西龍虎山等地從事創教活動之後，江西有組織的道教發端，龍虎山遂成為道教發源地。宗教地理學所說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江西就有五個洞天和九個福地，現存道教分為正一派與全真派兩大派別。正一派之源即在江西龍虎山。江西名山大川，風景殊勝，是神仙方士和黃老道們出沒之地。傳說黃帝的樂官伶倫曾隱居於南昌西山修道煉丹。西山，古稱洪崖山，因伶倫或曰洪崖先生而得名。南昌又名“洪都”，亦來於此。西山還被稱過逍遙山、散原山、南昌山等。西漢末年的南昌尉梅福(子真)，因為王鳳、王莽等奸臣專權誤國，不願為官，一朝棄官、棄妻，入西山學道修真。在東漢有組織的道教形成之前，像上述神仙道士的傳說在江西還有很多。道教在江西的形成和發展有著沃土，在民間有很強的生命力。晉代產生了儒道融合的新道派——淨明道。該派創始人許遜生於南昌，祖籍河南汝南，年輕時雖有學問，但不求功名，而專事修道，希望用仙道法術，針砭人間時弊。南昌人對許遜的信仰曆久不衰，每年農曆八月到西山萬壽宮朝拜許真君的人絡繹不絕。
上山修道，下山捉“鬼”，入世做風水師。過去南昌民間常見道士的身影。
道家的力量就是“消解”，不僅能消解妖魔鬼怪的法力，也能消解外來文化，使外來的文化無法“落地”，不能與本土相融，難以形成一種更有入世精神的文化。道家文化作為南昌文化乃至江西文化的一種基調，與佛教禪宗、儒家理學在江西相遇，形成了一個更具“消解力”的本土文化形態，我姑且稱之“磨盤文化”。“磨盤文化”一方麵對外來文化造成頑固的“消解”，另一方麵直接“消磨”了自身的鋒芒與銳氣，造成了本土江西人的“豆腐化”人格。千百年來隻有跳出江西本土“磨盤”的碾磨，逃出“磨盤文化”的江西人，才能成大器。所以有人說江西出人才，但人才隻有離開江西才能成才，這就是說要逃脫那隻“磨盤”，留在本地可能就會磨成“豆腐”，跳出去卻成了人物。故又有人說，江西僅僅是人才的“搖籃”，如果一直在“搖籃”裏，便也無法成長，永遠是嬰兒。到了外地，逃出了相互傾軋、拆台、嫉妒、打壓的另一重“磨盤”的磨蝕，到另一個環境，異地文化的優勢不僅不會使江西人自卑，反而激發了江西人的優異潛質，從而使他們得以超越自我、爆發能量，這恰恰造就了江西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文化個性。這種個性使江西人在外麵的世界成了一條真正的“龍”。
而南昌人的個性不鮮明、思想保守，是江西“磨盤文化”的直接結果。它磨光了人的頭角和輪廓，磨平了人的思想，磨得人世故圓滑、詭譎了起來。它使一種消極情緒固化為頑固的文化心理，甚至可怕的堡壘。
據說蔣經國赴台帶去的贛南老兵，幾十年來沒有什麼變化，江浙老兵通過經商或其他途徑都有錢了，唯獨他們仍是守著一點老兵費，日子過得艱難。
五
不是說“三個南昌人，抵不過一個九江人。三個九江人，抵不過一個湖北佬”嗎！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這一比，似乎就把南昌人比到桌子底下去了。“湖北佬，九頭鳥”，這還了得，“南昌鬼子”算幾頭鳥？一頭鳥，頭腦裏有多少“鬼名堂”也看得見，不足以給稍強勢者帶來威脅，也不足以對他人造成傷害，而是絞盡腦汁求“自保”，以防受外人欺負。所以好歹就可把明末清初朱耷，也就是畫界名號響當當的“八大山人”拎出來，作為“南昌鬼子”的典型來說事。山人的“鬼”，是作為明皇室後裔逢清兵入關、家國變易，為求保命的生存智慧。這智慧也是“苦肉計”。無非為僧為道、裝瘋賣傻、裝聾作啞。有研究者將八大說成是“聖潔的狂僧”，我對其“聖潔”存疑。一個伏竄山林、出家避禍的人，你說他向佛求道之心是“聖潔”的嗎？我說“保命”在八大身上大於“聖潔”。然其由生存智慧、人生立場、精神思想而形成藝術智慧，形成“鬼怪”的大寫意藝術風格，這就了不起了。不是幾頭鳥的問題，硬是許多頭鳥湊一起，也抵不過八大一個頭的。我們稱這種人為“鬼才”。過去稱唐朝的李賀是“鬼才”，現在也有人稱詩人洛夫是鬼才，還這麼叫賈平凹、範曾。我想，他們不會反感，這是對他們才能的肯定，是褒獎的意思。
八大山人紀念館
八大山人紀念館
朱耷當然是隱士，“隱”當然有神秘的一麵，有點飄忽不定，不露形跡。至少，像人說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可說這是“鬼”的特性。南昌人做事低調，隱而不顯，絕對與曆代南昌的隱士之風有關。尤其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多少人成了“牛、鬼、蛇、神”，今天讀著馬原寫的長篇《牛鬼蛇神》，卻覺得魔幻，當年竟是真實存在的生存境況。記得當年外祖父身為舊軍官被劃為“鬼類”，勞改後回到羊子巷，每早天不亮起來掃大街，那是沒有分文報酬的，我尚年幼，總受外祖母差使到街上叫外祖父回來吃飯。街上有人走動了，外祖父和隔壁也是“鬼類”的老頭一起，會分別自覺掛上“我是牛鬼蛇神”的硬殼大紙牌，戴上小醜般紙糊的高帽子，不約而同站在街頭去向行人低頭謝罪，接受來往眾人的任意挖苦、斥罵和嘲笑——因為他們不是“人”，是“鬼類”。這南昌街頭的一幕，仿佛悲劇，卻以人間喜劇的形式每天上演著。相信那時不僅南昌，在全國各城市都有這樣奇怪的“景觀”。那麼多“鬼類”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仿佛人人都可扮演驅鬼的“道士”了。
我曾跟一老人學畫，我叫他秀清叔。秀清叔是個整日擔挑子的剃頭匠，鰥夫一個。我在他家牆壁上胡亂畫小人（現在想來，那畫的哪是人，分明是鬼），他不怪，反而喜歡得很，總是齜著牙先稱讚一番，然後再點化我，人物的比例、結構該怎樣畫得更好。有時，他一邊看著我畫，一邊給人剃頭，同樣齜著牙唱南昌采茶戲：“人往高來，水往低，深山樹木長不齊，荷花流水有高低。”人理一個頭，五分錢。他有時拖著我，一把按在搖搖晃晃的破舊理發椅上，剃頭剪子在我頭頂哢嚓哢嚓一陣，然後讓我一拍屁股走人，分文不取。有個雨天，他沒擔挑子出去，便在家為我捏了個泥人，其實是件精美的雕塑作品，一個背上長翅膀的孩子，他送給我。當時我不知道，那是天使，或者說，那是秀清叔心中的天使。許多年後，我早已把我童年中遇到的這樣一個人物淡忘。當我長大成人後，尤其是畫起畫來時，不覺想到給過我繪畫啟蒙與引領的人，便向長輩問起秀清叔的事。人皆噓唏，說秀清叔可惜了。隱約得知秀清叔早年就讀過劉海粟的上海美專，跟後來成名的一批大畫家都有過從，還拜過名師習武事，做過青幫的堂主一類角色。我試著去找他，外祖父說，他過世了。這個秀清叔，就這樣和他的剃頭挑子，他的泥塑天使，他的吱吱呀呀齜牙咧嘴的戲文一起默默無聞地隱約存在過，又默默無聞地消失，他的傳奇經曆，此刻也仿佛從未存在過。他沒有親人，我外祖父去世後，甚至沒有一個更了解他的人了。我不知道他姓什麼，秀清二字我也隻是按讀音寫的，外祖父當初隻讓我叫那個住在對門的剃頭匠為“秀清叔”，他叫對方“秀清”，是哪個“秀”，哪個“清”，也不清楚。我的印象中，這個受過良好美術訓練，甚或有可能成為一代大師的人物，他不能從事他所熱愛的繪事，隻能以剃頭為生，他消瘦，臉部凹陷，但麵目清秀、慈和，他就是我說的秀清叔。與八大的境遇相比，秀清叔算不得什麼，但以其“行藏”來看，總覺得他也是個“南昌鬼子”。並非說他是“鬼才”，而是說他過的生活。他當然像個隱士，漢朝的大隱、南昌人梅福，為躲避迫害，從南昌跑到當時的吳縣（蘇州）當城門衛，穿一身號衣，滿麵風塵，也不過是為了掩藏自己的光芒。我總是對外地人說，別小看南昌，說這裏“人傑地靈”並非虛言，不是王勃一味恭維說著玩的。南昌市井中貌不驚人、攏著袖子在牆角椅上打盹的老者，說不定就是個滿腹經綸之士。什麼是“南昌鬼子”？這才是真正的“南昌鬼子”呢！
日前，導演熊相仔兄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片，看後大家都熱鬧地聊著，老熊卻一個人坐在角落裏眺望窗外哼著戲。那腔兒煞是熟，哪兒聽過，有點悲愴，有點落寞。我一問，是南昌老采茶戲《方卿戲姑》。我聽得極熟，卻唱不得，叫老熊把戲詞寫下來，分明是：人往高來，水往低，深山樹木長不齊，荷花出水有高低。龍遊淺水遭蝦吃，虎落平川被犬欺。門前係著高頭馬，不是親來也是親，門前披著破草席，親生骨肉也是陌生人……
老熊剛拍完電影《八大山人》，真應了那句話：他唱得悲涼，我聽得心頭猛地一熱，險些下淚。像八大山人一樣，那些能被稱作“南昌鬼子”的人，是肚裏有故事了，那故事仿佛難言之隱，不可與外人道，他便多半“隱”而不顯，人再怎麼看他，也似個影子，後來一打聽，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啊！老南昌的背影老南昌的背影
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有終點，
恰如太陽信使自古至今的奔忙。
——阿赫瑪托娃
一
我出生至今，幾乎都生活在向老南昌告別的背影裏。尤其這三十年來，新城市幾乎把老南昌徹底取代，將它的老背影也推進了歲月深處，仿佛轟隆隆一堵牆般倒塌。
老南昌的背影，便是一堵牆。它最後倒塌時，甚至沒有發出令我震驚的聲響，但這並不意味著老時代的結束。幾年前，開發紅穀灘新區，拆除老昌北，贛江八一橋北的一棟老樓讓部隊工兵爆破，當時市長在對麵一棟樓窗口用步話機下令起爆，隻聽轟隆一聲，樓腳崩斷，樓身像個失足巨人委頓而下，灰色且嗆人的塵埃四起，多架高壓水槍驟射滅塵。那場麵有電視轉播，煞是壯觀，隻是一段城市的記憶，也似乎在那一刻坍塌。但更多老背影的坍塌，我們聽不見任何聲響。僅是我行走在城裏，常常突然在一老街名前站住，望著立在路邊的噴著白底藍字新漆的“孺子路”“船山路”“係馬樁”“羊子巷”“都司前街”，乃至“上諭亭街”“三眼井街”“天燈下街”的路牌，呆立發愣。看著一棟棟新樓，裝修熱鬧的店麵，我恍如置身一個完全陌生之地，心裏不禁問：這是我熟悉的老南昌嗎？當然與老南昌建築、街道、帶天井的舊式“土庫屋”一塊兒消失的，是原汁原味的老南昌人的生活現場、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甚至從地域文化的意義上說，“南昌人”也由此改寫。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有言在先：“我們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華，房子的牆上就越有鬼影；因為進步和理性的夢中往往摻雜著鬼影。”
我當然不留戀窮街陋巷、陰暗潮濕舊房屋的生活，我當然喜歡當下南昌繁華現代的都市霓虹、花園樓盤、街上走動的時髦男女，但也對消失的“老南昌”悵然若失。
撫河清汙的時候，水抽幹了，爛泥裏竟能看到不知什麼時候掉下去的大頭工作皮鞋，很結實頑固的樣子，不肯爛成汙泥。它是誰穿過的？那人早不在了吧，抑或還居住在南昌的哪條街巷裏。
當年南昌人一天的生活，幾乎是從排隊上公廁開始的。人一起床，連衣服也不及穿足，便扯半張舊報紙，衝往公廁。那時南昌公廁一般都設在巷口和巷尾，早起小便的隊伍相比進展較快，一個粘一個，見縫插針，交替進行。而大便內急的男女同胞盡管個個狀似“十萬火急”，仍自覺排隊，男的披灰色幹部裝或褪色藍工作服，斜立在寒風中像發黃的破報紙一樣瑟瑟發抖，女的或穿睡衣或梳著亂蓬蓬的頭發，再怎麼急，也耐著性子，循序漸進。多麼難以置信，轉瞬上班擠公交亂糟糟不要命的南昌人，此時卻如此自覺而有序，親朋好友也無人插隊，仿佛排隊上“天堂”——廁所在當年便仿佛是南昌人早起必排隊“朝拜”的“天堂”。
我記得南昌勝利路射步亭巷口公廁，早晨是極為繁忙且熱鬧的，一條巷子的人，大多早上要往這裏跑一趟。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射步亭這條老巷也不簡単，是藏龍臥虎的，那幾進的老式住宅，過去多是有錢人的公館，現在統一歸公由房管所管著，成了五花八門的大雜院。居民各行各業，有工廠工人、醫生、小攤販、搬運工、留城知青、待業人員、環衛人員、殯儀館職工、商店職工，也有知識分子，有出版社編輯、市科技情報研究所研究人員、中學教師之類，還有老資本家、舊軍官破落戶等，甚至後來火遍北京城的揺滾歌手羅琦，也是在這裏長大並走出去的。那時我當然沒注意羅琦，一條巷子的人也沒想到她會成著名搖滾歌手，隻是後來聽說她在外麵打架，被人刺傷一目，其餘便不清楚，就是現今還在射步亭的老住戶，對揺滾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多，畢竟是市井嘛。但是鄰居發現射步亭二號樓角耳房深居簡出的老頭，一年到頭沉默寡言，臉色陰沉，人偶爾朝那舊的鏤花窗裏瞥一眼，會看見老頭在發黃的紙上用毛筆寫字。一日老頭突然站在天井，用刮胡刀割靜脈，鄰居趕忙過去把刀從他手上搶下來，老人整潔的白襯衣上卻洇著斑斑血紅。還有一回他跳八一橋自殺未遂，濕漉漉地被人抬了回來。老頭非一般人物，是入過黃埔軍校的人，據說追隨過李烈鈞，也加入過國民黨，風光之後，餘下的日子便不好過，雖然已在高齡，身如朽木，卻還要接受有關部門派來的“保姆”的監督，每周還得主動交代思想，寫回憶材料，但這一切，頗不為鄰居所知。
射步亭二號住過一個名叫曾德柳的舊軍官，這人平凡，亦屬凡塵裏的傳奇人物，他躲過了戰爭的槍彈，甚至自己也一槍未放，卻沒有躲過特殊年代的牢房、改造、唾罵、糟踐，但又贏得一個美麗南昌女人至死不渝的愛情。此人生於二十年代，死於八十年代，中間六十年，他的身份是生米街少爺、半吊子商人、贛州軍官訓練團學員、廬山蔣中正近衛軍軍官、訓斥兵痞的憲兵、逃亡者、不法商人、曆史反革命、朝陽勞改農場業餘會計、肝癌病人。他有一張斯巴達人的臉和一副角鬥士的身板，五官如刀劈斧削而成，仿佛轉世投胎中國的古希臘士兵。那年贛州冬訓，一條毛巾從贛江拎起來就是一根冰棍，他吃不了這個苦，嚐試過逃跑、裝病、謊稱家父過世等，仍然被拎著耳朵訓得比冰棍還直。數月之後上廬山，為蔣中正發表抗日宣言守大門。南昌街頭，兩個散兵調戲女學生，遭他訓斥，一擔梨瓜被搶，讓他兜頭截了回來，老表千恩萬謝，回到生米街，街坊們把一身呢子軍服、腰別手槍、腳蹬皮靴的曾德柳吹成關帝廟的神。他曾帶過一個女人還鄉，要休掉家中為他養兒行孝的發妻。土裏的老父用噩夢敲打了他的腦門。有人卷帶細軟和小老婆逃往台灣的時候，他逃回了生米鎮。一杆槍把他頂進牢房，一頂曆史反革命帽子使他和全家上下八口人都抬不起頭。妻子拖兒帶女從生米街過贛江落戶射步亭。曾家三個女兒如花似玉卻貼上了有毒標簽，兩個兒子仿佛是天生的苦力，一個在朝陽農場種菜，一個在城裏拉板車，活得辛苦。妻子出身貧寒，好日子沒過過，窮困與受壓的日子卻沒完沒了。街坊勸她改嫁，她說死也是曾德柳的人。曾德柳，好不容易熬到摘了帽子，卻得了癌症。他算著勞改農場給他補發工資，也算著自己的命。他回憶前塵往事如數家珍。女兒說：“你當初為什麼不去台灣！”他苦澀一笑：“那一去就不能死在家門。”女兒說：“你真會算，難怪人家讓你做了會計！”隻是他算到了自己不幸的命，卻沒算準農場扣著不給他補發的錢。人生，從無到有，先做加法後做減法。有的人總想一輩子做加法，最終下墜到低處。有人知道做減法，生命通透空靈。
當年我是個文學青年，對出版社編輯自然敬畏，住射步亭一編輯，上海人，複旦中文係出身，姓孟，個兒高，背略彎，一望而知是長期伏案的職業所造成的。他不苟言笑，幾乎從不跟鄰居搭訕，人自然覺得他知識高深，也不理他。他便有些“曲高和寡”，我內心對這種人是很尊敬的，每次也隻是早晨在上公廁的隊伍中見到他，他總是邊排隊等候邊讀一本書，且麵孔嚴肅，任身前身後的人大呼小叫、嘰嘰喳喳地聒噪，他隻低頭專注於書，我想和他說話，也仿佛針插不進，水潑不入。若幹年後我成了他的作者，也交為朋友，是時，我們都搬離了射步亭，談及那一幕，各自驚奇，又開懷大笑，原來他也有言笑的一麵。
被上海人稱“爺叔”的金宇澄，近年以滬語敘事上海，得《繁花》一部，大火。他說：“在我記憶裏，城市一直顯現出它與鄉村不同的種種風景與魅力，包容了種種不滅的內涵，飽含熟人的根脈，保存了個人、家族的感情與曆史，上一代、幾代親戚朋友的訊息，蛛網一樣布滿某個街區，徘徊於某一塊空氣甚至灰塵之中，城市同樣儲存了祖輩自別地遷來的痛史。”
二
如果用他人的思想替代了真實的感知，生活便淪為偽知與虛妄。外地人看南昌人似乎以為南昌人永遠是頹廢的，這是因為他不是南昌人，他看到的或許僅僅是宴樂的滕王閣，無為的沒落王孫朱耷，暮卷西山雨的辭賦。南昌人骨子裏的自傲與清高便注定了其不妥協性，也抽掉了任由其頹廢的墊腳石，南昌人的草根性自覺廢除了頹廢的奢侈，盡管這座城市曾潛藏著明王府的金粉氣息，但它閭巷中散逸的是古樸而純正的布衣精神。
由此想到更久遠的南昌人，東漢徐稚，便是布衣加書卷的典型。他不做官，不是頹廢，恰是有著對世事的清醒洞察力。南昌人往往是以靜製動，以不變應萬變的。這裏麵深含南昌的智慧與對世界的態度。外人不能參透。
南昌畢竟是座古城，有兩千多年曆史，這麼長的時間仿佛嘩啦啦過去，城不斷變，由灌嬰土城變石頭城，至今尚遺城西石頭街一條，說是石達開當年率太平軍也在那兒駐紮過，後來就走向了敗北的路徑，由石頭城變木板城。我查閱太平軍轉戰江西的史料，未找到石達開駐南昌。過去南昌人絕大多數住的是木板房，滕王閣也是木頭建的，被火燒毀多次，最後一次重建，索性選擇了鋼筋水泥，南昌人也就住進了類似材料建的房子。當然，我要說的，不是城市的變化，而是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這城市賦予南昌人怎樣的生活狀態。此命題顯然過大，它涉及人的城市生活史。而搜尋我對南昌的所知，最鮮明的莫過於六眼井，南昌人的生活狀態，亦即所謂“市井”生活，離不開“井”，“井”是市民文化，也是草根文化的一個關鍵點。
南昌臨江，一條贛江，仿佛南昌人的生死書。它哺育了這座古城，又有多少性命在江裏溺亡，有多少財產被洪水拿走，在千年城市史上，這似乎尋常。城內城外湖泊眾多，隻是這些年開發房地產、填湖造地，確實弄消失了不少。但城裏許多老地名，都與這沿襲水脈的“井”相關，如六眼井、三眼井，都是著名的老城區，也是老南昌市民聚集的地方。六眼井至今仍在象山南路與幹家前巷相交的地方，十幾米處便是省贛劇團。現今井口用鋼筋水泥板封死，人走在上麵尚不知道這就是南昌有名的六眼井，隻是不遠處有一公交站牌叫“六眼井”，提示著這裏是六眼井地段，也提示著過去沒有自來水時南昌人的生活。在城裏巷中，一口井的地方很多，我住過的棕帽巷、芭茅巷、羊子巷，都有過單口井，隻是井圈大小有區別而已，就一處同時有六個井眼的地方，南昌獨此一處。過去南昌人在這裏汲水、搗衣、淘米、衝澡、洗菜、聊天、嬉笑，熱騰騰的場景似乎可以畫一幅生動的市井圖。我父母至今還住在與六眼井相隔的三眼井街，每周日去看父母，必過六眼井而至三眼井，這其中要路經的幹家前巷，我認為是當下南昌最陳舊也最有煙火氣息的老街舊巷，它使我想到美國導演馬丁·西科塞斯導演的電影《窮街陋巷》。這裏幾乎數十年未變，尚保留著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街貌，有老剃頭店、花圈店、館子鋪、金角鋪、廢品店、食品店、香辣板栗店、豬血粉麵館、熊氏診所、鴻基房屋中介以及煙熏火燎的小酒家，巷口有賣燒餅的，巷裏街邊有一台舊縫紉機等著做零活。走在幹家前巷，尤其在夏日午後或初春傍晚燈火初上時分，真不知今夕何夕。仿佛老南昌人生活的場景絲毫未變，街頭還依稀有端著藍邊瓷碗為父親打一角水酒的頑皮男孩，以及慢悠悠補著橡膠車胎有一搭沒一搭跟人聊天的漢子，遠處傳來呼孩子回家吃飯的悠長聲調。從中也可感知到南昌人的生活是慢節奏的，而這種“慢”又不似成都人那樣泡茶館、搓麻將、擺龍門陣般“消費”生活，享受“安逸”。
南昌不是成都那樣富庶的“天府之國”，南昌人的“慢”，不是慢在享樂上，而是“虛度”當中，那種老莊的無為、閑散與淡泊，一杯茶可以品一個下午，直至寡淡。它是平民化的，無期於“振衣而起”，便無關乎“沉溺頹迷”。這種茶鋪過去在豫章後街最為集中，我的祖父就是一個典型泡茶鋪的南昌人，他是南昌釆茶劇團的首席二胡，南昌人稱二胡為“鋸弓”，像把弓似的鋸子拉來拉去，這叫法生動有趣之極。
祖父晚間有戲，白天便幾乎是挾一把二胡在茶鋪度過的，他內斂，話不多，我不知道和他同桌的“茶友”是如何與他相處的。他好讀史及各種書籍，應該是有思想和滿肚子話的人，但他不說，會平和地聽別人聊天，他不插話，隻以點頭、微笑乃至呷茶一口來應對他人話語的碎片。他顯然比周圍的人有學問，早年就從藝，抗戰隨省政府遷泰和，再回南昌，還無師自通地做過古董生意。他老人家可以說有見識，他不自詡清高，偶爾說幾句，還會把話說得讓他人可以接受。南昌的淡泊低調乃至意氣的“消磨”，在祖父身上體現得徹底。從他身上我甚至能體會到八大山人式的“啞默”。
祖父幾乎沒跟家人談過他的家世，我隻從父親口中得知，祖父有四兄弟，他排行第四，上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都在南昌過活。他的大姐按南昌話說，是個“辣子”，意即能幹的女人，其丈夫劉青山，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南昌算個人物。劉青山和他的把兄弟胡雲龍皆是老南昌的青幫中人。胡是南昌地界的老大，另一家位於鍾鼓樓的“新興舞台”老板蘇維坤也是青幫頭子。胡、劉二人在今淵明北路地段曾開出南昌首家最具規模的娛樂場所“江西大舞台”，且有自己的演出班子，當年曾邀請周信芳、梅蘭芳來南昌演出。我外祖父當時看了梅蘭芳的演出，便決意打了鋪蓋要跟戲班子學戲去，被他三哥死活攔了下來。他後來才從了軍。劉、胡二人雖是把兄弟，但由於劉青山死得早，胡雲龍便獨占了“江西大舞台”，劉妻（祖父的大姐）上門找胡雲龍討要胡欠劉的六百大洋，胡卻不認賬。此前，有個頗有名的武生王虎辰來“大舞台”演出，人家的一出“周瑜歸天”是拿手絕活，令南昌票友著迷，胡雲龍也是扣住人家的包銀不給，弄得王虎辰在章江門跳河。後來胡雲龍被政府槍斃了。
三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南昌人就迷京劇，不僅我外祖父迷得要死要活去學戲。步行街（勝利路）真真照相館，南昌人都知道，蔣介石和宋美齡來南昌與地方要員的合影，就是真真拍的。它的老板陳菡舟更是個老票友，除了開照相館，還有兩條輪船在贛江做生意。他是有錢的南昌人，對藝人常施以幫助。有個廣東劇團來南昌，演了兩天，那時不似現在，南昌人聽粵劇如鳥語，一點不懂，沒人看。人家虧得連回去的路費都沒有，票友陳菡舟便免費讓他們乘他的輪船，一路包吃住到贛州，再為之買車票返回廣東。陳菡舟不僅自己帶頭唱老生，他的老婆及三個兒子，也都玩這個。長子娶的是著名花旦童秋芳，他們家夠得一個“陳家班”，還真像模像樣排演過《禦碑亭》《審頭剃頭》，當然演出是自己掏錢請客捧場，圖一樂。其實陳菡舟非一般商人，他是保定軍校二期出身，獲少將軍銜，在南昌屬軍政要員，南昌軍政的拍照業務自然非真真莫屬。
真真照相館有老板的上層關係，其技術設備也是一流，現在查閱到的不少有史料價值的南昌老照片，多是出自真真照相館。乃至後來北京凡有大首長來昌，合影之事都是真真照相館出馬。小時候，在勝利路，有幾家商店的櫥窗是吸引我要停步的，一是射步亭巷口花木店的金魚，二是江西瓷器店的各種造型的瓷雕，再就是真真照相館櫥窗裏的大幅長形的百人千人合影，我從那合影中間認出過端坐的毛澤東，認出過周恩來，還有朱德，以及後來中央視察贛地的大人物。真真照相館開辦於1920年，略晚於南昌另一家開辦於1908年的鶴記照相館。這兩家照相館，是南昌人拍小孩周歲紀念照、畢業照、情人合影、結婚照、全家福的首選。翻一翻每戶南昌人家的老相冊，都能找到出自這兩家相館的老照片，這兩家照相館在南昌人的記憶中留下了顯著標記。而且，如果真真照相館有相對完備的重要照片存檔的話，拿出來應該是可以編一冊近百年南昌影像誌的，一代代南昌人的麵孔、衣飾、儀態、表情，都在上麵，那些影響中國、影響這座城市的大人物，他們在南昌的身影，也在上麵定格。
是的，一座城市的曆史，事無巨細，都會留下影子，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心去留住，是否有心去收藏，是否有心去珍惜。
祖父晚年一直住在楊家廠桂旺巷，冬天常籠著手在建德觀踽踽獨行。那時，我隨父母住在象山北路的市委招待所，窗子正對建德觀街道。我偶爾就見祖父經過的身影，在夕陽中拉長了半條街。我寫過一首詩《二胡程》：
祖父程玉華
南昌劇院老藝人
半個世紀前的胡琴聖手
人稱二胡程
老一輩都知道
先祖程咬金之後
程氏家譜應添的名人
可是沒有誰提起
仿佛他的名字
隨他的琴聲消失
一座戲台從此荒涼
而他作為孝子的美名
依然在老街坊流傳
夜深散戲他總出現在巷口小店
買兩隻包子用荷葉卷著
焐在懷裏回家老母上床了
也要伺候著讓她吃下
數年如一日
仿佛他就在那一日
獲得輪回的資格
我每年清明掃墓
就會看見他的身影
單薄瘦削空穀有音
我沒有聽過他的琴聲
唯有此刻好像能夠聽見
他在與我對話
祖父話語不多
激烈的情懷想必也有過
隻是早年通過琴聲交給了戲台
一腔禪語機鋒
留在了豫章老茶鋪
史記虞初近誌鏡花緣
他晚年讀過的書目
緘默的姿勢假牙
籠著藏在冬天裏的手
退休以後不再靠近二胡
驚世的琴藝寧作絕響
不傳給家裏任何人
隻有酒杯書卷替代胡琴
謙恭淡泊內斂
是他的本色當行
仿佛他前世是聖人
暮年又還原到了本身
他的二胡
像一個神秘的夢
和那一代伶人謝世
仿佛從未存在過
作為程玉華的長孫
我不可能讓他的琴聲複活
但有義務讓他的名字
與我的詩歌共存
祖父的影子斜過新馬路中間的一段，是小金台巷。清代與袁枚、趙翼並稱“江右三大家”的文學家蔣士銓，原先隱居的藏園就在此巷內。蔣士銓也算是南昌人，他於清雍正三年（1725年）出生在小金台的舊宅中。由於父親長期在外遊曆，蔣士銓從小便隨母親寄居新幹外祖父家，但隻要其父一回來，舉家便又回南昌老宅。蔣士銓是在小金台結的婚，三十幾歲考中進士，進京做了幾年編修官，後來寓居南京，跟袁枚混得爛熟，又是喝酒，又是作詩。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蔣士銓回到南昌，下了本錢將小金台的舊宅修建成一座頗具規模的藏園。這“藏”字好，我當年在小金台這巷子裏初次踏進藏園廢址時，確曾吃了一驚，誰也沒想到在逼仄且房屋密集的老居民區裏竟有這麼大一個園子。
四
1784年，袁枚遊廬山後，過訪藏園，蔣士銓以病體作陪，囑其為藏園詩作序。次年蔣士銓逝於南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藏園大體還在，隻是園林變成了一個居民大雜院，那些清式的有廊道的精致建築隔成了一家一戶居住的平房。院裏的花園也破損不堪，倒著一堆堆的煤球灰，牆邊豎立著一溜板車，幾個頑皮少年隻坐在卸下的板車雙輪上，在花叢上碾來碾去。院子當中有一汪一年四季都存在的黑乎乎的汙水，住戶的垃圾、腐爛的鼠屍及常年不散的蚊蠅縈繞其上。我一位老姨金娥一家就住在這座院落裏麵。
老姨的丈夫是“紅小鬼”出身，從部隊轉到地方，職位也不低，此前是住在老省委大院的，說話有些南腔北調，讓你根本聽不出他是哪裏人，是時我曾與母親去拜訪過，老姨居然也說著別扭的南昌腔普通話，令我們極不自在。而後來老姨父一再犯生活作風問題，也就是“男女關係”問題。那年頭，一個幹部有“男女關係”問題往往影響前途，老姨父仕途自然受影響，官位一降再降，後來竟一降到底，到南昌郊區的羅家集電影院當“經理”。可他原先的下屬都升為“首長”了，偶爾拜訪已遷居破爛不堪小金台藏園的“老戰友”，那已成為院裏居民哄傳與議論的“大事件”了。想想一輛軍用吉普車停破院門口，從車上下來兩位穿呢子軍服的“首長”，一頭鑽進老姨家的破屋，且對老姨父敬重有加的樣子，讓人摸不清底細，身處下層市井的眾鄰居，自然很是大驚小怪。老姨父當年也是有件舊軍呢大衣的，肩上分別有精致的洞眼，那是昔日掛軍銜肩章的，使我們這班屁孩有好一番威武想象。我印象裏，老姨父的樣子類似電影《英雄兒女》裏王芳的父親王文清，清瘦冷峻中有些那個年代“老革命”的矜持。隻是穿軍呢大衣的老姨父愈發不威武，他在羅家集電影院經理的位子上時，也出了“男女關係”問題，且是嚴重到判刑坐牢的程度，罪名是“誘奸幼女”。遺下三個頑劣異常的兒子，老姨根本管不住，不是跟人鬥毆打架，就是吸煙賭博，三天兩頭有人來告狀，不是賠醫藥費，就是還錢，鬧得老姨家雞犬不寧。老姨便經常從小金台到我家來找我母親和老舅商量，怎麼把三個兒子，尤其是大兒子管住。老舅出的主意是把他暴揍一頓，打得老實聽話了再說。老姨有些不忍，母親也惻隱，老舅便道：“這是挽救他，別讓這小子步他爹的後塵進班房！”老姨一咬牙，便做了決定。“整治”我這個表哥那日，我揣著瞅熱鬧的心理，尾隨兩個舅舅去“圍觀”。老舅允許我去“圍觀”，是為了讓我受“教育”，畢竟是“殺雞給猴看”嘛，是時兩個舅舅皆二三十歲，加上老姨一個妹夫，三條精壯漢子，教訓我那頑劣表哥是綽綽有餘。三人發力將表哥捆到蔣士銓當年植的老樹上，這小子就撒潑似的哭罵大吼，弄得來“圍觀”的鄰居，大大超乎預計。搞得老舅們繞著俺那表哥打轉，十分不好下手。這教訓沒開始，似乎便收了場。次日就聽說，表哥又把“街辦”的一塊門板偷了賣錢，被捉進派出所，要老姨去領人，老姨不去，“街辦”來人硬要她去，她一到派出所，便被人狠狠教訓一頓，那小子卻沒事般放了出來，繼續在小金台、後牆路、建德觀一帶老南昌的街巷裏神出鬼沒。南昌人的痞性莫過於此。不久前查尋資料，竟翻到一冊線裝木刻版複印本的蔣士銓戲劇《一片石》，我想到的不是劇中所寫的婁妃，而是藏園的苦命且無奈的老姨。《一片石》和《香祖樓》《雪中人》《空穀香》《第二碑》《冬青樹》《桂林霜》《臨川夢》《四弦秋》九種，合稱蔣士銓“藏園九種曲”，亦稱“紅雪樓九種曲”。
蔣士銓在《一片石》自序中提及“上饒婁氏裔”“因避逆藩禍，易姓鍾，旋徙居隔江沙井”。蔣士銓所言的沙井，即今南昌昌北紅穀灘新區的沙井小區，我現今即住在這裏。晚上散步，環顧高樓林立，你會懷疑這裏是紐約，就是不像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的老南昌。正如南昌老城區小金台的原藏園所在地，我日前去看了一下，早已密集地建著水泥住房，還有誰知道一百多年前這裏是江右大文豪蔣士銓的藏園呢！
五
南昌人是低調的，低得逢著該唱高調的時候，都不知怎麼唱。這些年官場流行“高調做事，低調做人”，能說能幹的江浙官員調派到南昌主政，南昌人便也學著“高調”了一些。不過鄉土氣極濃的市長每試著“高調”一下，往往淪為坊間笑料。菜農出身的市長說，要把南昌建成新加坡那樣的花園城市，別人就覺得是要建成進賢縣那樣的菜園城市。好像南昌人不習慣高調，也不會高調。
這風氣由來已久，南昌即便有讓坊間豎大拇指傳頌的人物，也都是市井人物。比如民間某種特別厲害的角色，不是武師，卻是“刮痧”高手。
南昌天熱，是“四大火爐”之一，過去常有人路上中暑，南昌人謂之“閉痧”。也少不得有人在大太陽下，麵色蒼白，渾身乏力，身子一軟就坐在地上，此時若不及時“刮痧”，是有性命之虞的。民間便有著傳奇般俠義的“刮痧”高手，偶爾及時出現，搭救人性命。這種大俠似的江湖人物往往傳得神奇，南昌人對此是有大虔敬的，我小時候心中常把這類俠士想象成仙風道骨，出沒在東湖邊。隻是有一回我竟然“閉痧”，大熱天不出汗，提不起精神，身上軟綿綿，像中了邪一般，茶飯皆不進，拿指甲一掐，見不得血色。有人提醒此時千萬別吃冷開水泡飯，那時熱天南昌人晚飯多是吃這種。母親打聽到東湖邊蘇圃路老郵電宿舍有一人懂得“刮痧”，便托人幫忙引見。
記得母親領我從棕帽巷經子固路、後牆路、建德觀，過觀音橋，一路找到那“刮痧”高手人家，時已黃昏，有人讓我坐在一小竹交椅上等，熟人便去說情，母親一臉焦意，怕人不肯出手搭救。不久，熟人從郵電宿舍舊平房一頭的公共廚房裏出來，滿臉高興地引過來一位腰圍圍兜布的極不起眼的老年婦女，一點沒我想象的“高人”樣子，顯然她還在為家人做晚飯。她用還濕著的手指掐了一下我的人中，見我仍萎靡，便道“閉痧”不輕。她將雙手在黑乎乎的滿是油鹽氣息的圍兜布上揩淨，便施展其功夫，分別在我頸部穴位、手的穴位拎著肉拉動起來。我隻覺這看似羸弱的老婦手指間竟是出奇地有力，經過她一番狠命的拉動，我的頸部和手上幾處地方明顯出現了紫痕，這一般是“刮痧”後的突出標誌，渾身感覺有所鬆動。她讓我吃了數十粒人丹，再灌下一瓶“十滴水”，“十滴水”是我平生第一次喝，沒想衝勁那麼大，仿佛一下將身上毛孔都衝開了，背上隱約沁出汗珠，老婦人方道，沒事了。我也就站了起來，感覺活力又回到了體內。母親拿出十元錢塞給老婦，說著千恩萬謝的話。老婦人怎麼也不收，隻讓好好帶我回去，說些注意事項。此時，我才感覺到什麼是“俠義”。
東湖垂柳，煙波輕訴
南昌人是有俠義的，這俠義不是拔刀而起，跟人幹戈大動，而恰恰是在尋常的助人解危裏，那種低調、平易間施予的援手，絕不下於刀下救人的凜然氣概。
曾看電視一檔《今風·細雨·江湖》節目，記者到滄州一帶武術之鄉，尋找隱居民間的武者，沒想到有個貌不驚人的老者，竟是八卦刀的傳人，舞起家夥來，虎虎生風，判若兩人。我有過人生的懵懂期，年少輕狂，也想投身武林，找尋名師討個一招半式，在象山公園翻跟鬥、打沙包、舞木棍，跟都司前街的混混開戰，到處惹禍，是想找到大俠樣人物習武的。在南昌街巷遍尋不著，不是沒有，而是當年我與人家無緣。誰料年過半百，卻在南昌閭巷裏結識了武林中人老萬，他也有個好名字，叫明群，乃陳照奎宗師太極正宗傳人馬虹大師嫡傳弟子、陳氏太極拳第十二代傳人、太極名師、武術七段。這些名頭抖出來就能給我壯膽。老萬說他可以教我，可我早已腿腳生硬，垂胸鼓腹，對武者敬慕未變，卻再沒有習武之心。老萬是拳師，往那兒一坐，巍巍有山嶽之勢，讓我肅然起敬，這樣的人物，若我當年碰上，那會納頭便拜的。但老萬反而敬我是個讀書人，每每請我吃飯飲酒，談書法、氣功、禪宗、八段錦，這就有了舊武林之風。我自視雙手僅僅是能縛住一隻雞的人，而十年前他一掌就能在深圳擂台上擊倒三百多斤的俄羅斯大力士。老萬是傳說中黃飛鴻霍元甲一類的人物啊！可他從傳說裏走出來，坐在我對麵，氣定神閑如一座小山。像我這樣的，即使加上一起聊天的聖興兄、書僧養空，也扳不動他敦實的身板。他的拳術讓對手絕望。然而他是一個仁厚的人，言笑晏晏，不見一點殺氣。我跟他開玩笑地說，哪一日我在江湖走動，若遭人擋道：“來者何人？”我定會趕忙報出老萬的大名：“江右豫章萬明群！”皆噴酒大笑。
六
我注意到餘秋雨當年來南昌寫的一篇《青雲譜隨想》，近期在他新出版的集子《摩挲大地》中改成了《青雲譜》，且開頭那段令南昌人老大不痛快的“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也改為：“在中華文化史上，江西的地位比較奇特。初一看，它既不響亮，也不耀眼，似乎從來沒有成為全國向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熱土，就像河南、陝西、山東、江蘇、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承當過的那樣。但是如果細細尋訪，就會發現它是多重文化經絡的歸置之地。儒家的朱熹和白鹿洞書院自不必說，即使是道家和佛家，江西都有領先全國的道場。在文學戲劇上，從陶淵明到湯顯祖，皆是頂級氣象。”這一改，把“南昌”置換為“江西”來說事，便可狠捧到“頂級氣象”了。網上有人說：估計南昌人找過他談話。改版後“順人情說好話”，得中國文化之“溫柔敦厚”精髓。引起我注意的是餘秋雨接下來的一段文字：“江西在文化上呈現出一種低調的厚實，平靜的富有，不事張揚的完備。這種姿態，讓我尊敬。南昌郊外的青雲譜，又為江西的蘊藏增加了一個例證。”
至於是不是“低調的厚實，平靜的富有，不事張揚的完備”，有待商榷。但作為江西南昌人，我以為南昌除了郊外的青雲譜之外，還有隱藏在尋常巷陌裏的書院街，皆可佐證南昌人的那份低調。至於“厚實”“富有”抑或“完備”，我倒以為未必。
據我所知，南昌人“低調”的好處之一是會死讀書，射步亭破巷子裏一家人當年窮得叮當響，五姊妹竟讀出了四個重點大學生。所以按南昌話說，會讀書的“迂子”很多。我高考那年，一同學看榜被財院錄取了，回家吃飯，竟吃了一碗又一碗，停不下來，硬是撐病了。可見南昌經濟方麵不夠發達，加上傳統保守風氣的延續，年輕人出路不多，唯有讀書是條光明正大的好出路。利瑪竇四百年前來南昌，看到南昌舉行鄉試係馬樁街老貢院人山人海的場景，不由感歎“南昌人好讀書”，其讀書考試的熱情近乎南昌夏日瘋狂的毒太陽，“街道為之充塞，連走路也不可能”（《利瑪竇書信集》）。這似乎又有悖於南昌人慣有的“低調”。也可見南昌人是低調讀書，高調考試，在明代考出過做到宰輔的張位。現今東湖的杏花樓是他的別業，裏麵的閑雲館，曾是他的藏書樓。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陽春，五十五歲的湯顯祖與官場失意的老師張位，以及被權貴陷害削職為民的丁此呂，在南昌東湖之畔的杏花樓煮酒聯詩。有趣的是，當年湯顯祖曾在肇慶偶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品嚐到西方的紅葡萄酒，交流了中西方文化和歐洲人文思潮與科技，受益良多。
此前杏花樓曾是寧王朱宸濠的正妃婁素貞的梳妝樓，“江南第一才子”唐寅曾受王府禮聘在那裏授婁妃繪畫。當洞悉寧王可能謀反時，為避禍，他裝瘋賣傻，屁滾尿流逃出了南昌。後來湯顯祖、吳應秋一班文士，清代羅牧、朱耷等墨客陸續混跡其間，乃至現今市文化局把南昌畫院設在裏麵，也是不錯的。我途經附近總會有意繞過來看看。“杏花樓”，啟功的瘦金書，有沒落頹靡的皇家氣，是合適的。門前冷清，幾乎不見遊人，卻有幾鋪字畫裝裱店開在一旁，我上前問冊頁的價，店主一開口，嚇，比滕王閣前榕門路安徽人開的四寶堂價格還高。建德觀街橫在杏花樓正對門，汪氏蜂蜜、老五燙店、重慶火鍋、豫章燒菜館、粥家、粉鋪、江湖味道等一家挨一家，即便正午，人也少，生意似乎寡淡。這些店家多半白天半開，不正經營業，晚上才熱鬧，主要是夜宵。
南昌人仿佛真不知道這裏還有過一個女神般的人物婁妃。蔣士銓當年的戲曲《一片石》就是寫婁妃的。據說台灣作家高陽有一本小說《百花洲》，也是寫那段曆史，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寫婁妃的。我幾年前出版的長篇小說《戈亂：皇帝不在的秋天》幾乎是把婁妃作為一個敘述視角來寫的。婁妃不是南昌人，南昌卻為她提供了曆史的舞台。她當然不願充當曆史裏的什麼角色，但那段曆史，或者說那曆史事件直接牽涉其家庭、其命運。她的夫君就是事端製造者。她避無可避，隻有登場。她當然是從一個女人的角度，而且是一個才女——以詩勸，以書勸（用頭發書“翰屏”二字），勸身為寧王的夫君朱宸濠守本分，好好做臣子。朱宸濠不聽，一意要叛亂，結果朝廷派江西巡撫王陽明出馬，一舉剿滅了朱宸濠。婁妃美麗、明大義，是上饒理學家婁諒之女，王陽明曾奉其父為師，他對婁妃是敬重的。隻是這位悲劇式的女性在南昌登場，也在南昌謝幕，像美豔的虞姬，而寧王卻不是項羽，他失敗的難堪使婁妃的收場更加不堪。據說婁妃投水自盡，屍身不沉，逆流而上，漂至黃家渡，被老表撈起，竟遭奸屍。多麼可怕，醜陋的人性加重了這個女人的悲劇，這悲劇讓南昌人也感到不堪。是美之罪嗎？如果美真是有罪的話，那麼醜陋會是無辜的嗎？！
我那部小說出來，當年有多家影視機構和導演跟我接洽，有意拍成影視。我不無天真地一口咬定要我自己改劇本，要陳凱歌導演，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陳凱歌不僅是我敬重的導演，而且是江西女婿，其妻子著名演員陳紅是上饒人，上饒和南昌都出美女，看看陳紅，就知道同是上饒人的婁妃有多美。上海影視集團一代理人當初還真放言他們可以請陳凱歌來拍。可忽然曆史劇降溫，也就沒了下文。我寫《戈亂：皇帝不在的秋天》的另一個動因，還真是想探尋一下南昌人在中國大曆史中究竟產生過什麼影響。
城外西山，是南昌人的文化人格和精神塑造的淵藪，儒釋道皆使西山的雲彩與草木有了獨特氣象。這裏是道教淨明派創始人許真君的祖庭所在，這裏是臨濟宗參禪悟道之處，這裏是宋明理學家格物究理之地。誇張一點說，這裏是靜心息慮的隱者天堂，亦不為過。西山文化是南昌人文化人格形成的關鍵，西山文化就是道家文化，這注定了傳統南昌人相對低調的處世態度。南昌人寧信奉許真君得道成仙“雞犬升天”，也不願“揭竿而起”，哪怕揭開鍋蓋看見裏麵僅是紅薯。所以外地人說：“南昌人不吵，不鬧，不要，特別聽話老實。”南昌人也樂得做老實人，懶得去跟人爭，有這種心態的南昌人還沒開始爭，已先落下風。若遇上事，便躲進山裏煉丹悟道。山裏藏不住，就坐家裏與世無爭，求得一份清淨自在。南昌人也有騷動的時候，南昌的寧王朱宸濠是安徽人朱元璋的後裔，其父寧獻王朱權是朱皇帝的第十七子，先封大寧，後被兄朱棣改封南昌，朱宸濠是朱權在南昌的第五代孫，也算是南昌人了。他的上幾代寧王都是受壓製的，像朱權那麼個會帶兵打仗的人被皇兄貶到南昌，也低調到西山修道的境地，朱宸濠再也受不了，是要爆發一下的。於是有了曆史上的“宸濠之亂”。當然這“亂”由，還是與他朱氏皇室血液有關。南昌人似乎對幾代都待在這裏的朱家人，骨子裏並不待見。南昌有道家的土壤，有佛家的土壤，有儒家的土壤，道家可以在這裏創淨明派，禪宗臨濟宗（黃龍宗）可以在這裏開道場，儒家可以在這裏興書院，南昌人都潛移默化，融入精神骨血當中，唯獨皇氣，甚是絕緣。但爭天下的人都到這裏來起事，南昌隻給外地人提供場子。南昌人不出這頭，即便被裹挾進去，也不起關鍵作用。由於曆史上南昌的邊緣化，南昌人不來事，人家隻是在這裏興事，但目標不在此，也隻是興了事便走。南昌人照樣開門賣米粉，挑桶擔水過日子。南昌人遁世，不好出頭，求自存，皆與本土宗教文化及地域相關。關於朱元璋在南昌決戰定江山、宸濠之亂，乃至南昌起義，南昌人當時的態度和位置，似乎早已注定。南昌本土宗教就是道教的淨明派，到西山看看萬壽宮的香火之盛，就明白道家思想早浸潤到南昌人的骨子裏去了。南昌夏冬季長，春秋季短，是典型的“夏炎冬寒”型城市，矛盾的兩極，南昌人也矛盾，但南昌人對待矛盾的態度也是一個字：藏。極熱則“臥夏”，極冷則“貓冬”，極冷極熱，使南昌人忘了春秋。
七
南昌城西的書院街符合南昌人會讀書的個性。精打細算比不過上海人，做生意比不過溫州人，吃辣椒比不過長沙人，玩腦漿比不過武漢人，但論起讀書來可是南昌人的長項了。但書院街不是南昌獨有，我在成都、廣州都發現老城區有書院街，卻還隻覺得南昌的書院街更牛一些。可我不久前經過那一帶，大為沮喪。一條書院街本是南昌人會讀書的臉麵，甚至也是讀書聖地。它穿象山路而過，以象山路為界分東、西書院街。而今西書院街幾乎拆除成了房地產工地，正在建一座幾十層高的商品房。東書院街是一條寬不足五米的小巷，破舊、雜亂，鋁合金門窗店、家電維修店、垃圾站、煙酒店、廢收站等五花八門的招牌錯落其間。閑散的住戶三五紮堆聊天或索性在門前當街支張麻將桌打得歡騰。若不是南昌十八中設在這裏，牆頭還嵌著“豫章書院”的牌子，別人還真不明白，這裏就是名動一時的豫章書院所在地。
書院舊址
豫章書院始建於南宋時期，先後以理學祠、孝廉堂、書院等形式出現，而這期間，諸多蜚聲海內外的理學名家（如陸九淵等人），曾經都賢聚於此。經過明清兩代的修複後，豫章書院顯得更加宏偉，裝其表也不忘修其內，在清朝康熙年間，皇帝禦書“章水文淵”四字懸掛書院講堂，還請了能文學士到書院來聽學交流。後來雍正皇帝還為書院提供了大量經費辦學。在當時朝廷的“庇護”之下，書院一時名聲大震，聞名遐邇，自然也成了南昌文人墨客讀書會友的聚集地。晚清以後，由於受到西方觀念和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豫章書院先後不斷更名，其定位也日漸模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無意間撞見一處老屋，竟然看見“章水文淵”的老匾，那匾上明顯抹過水泥，剝落後現出文字，後來似乎也就不見了。
書院街在南昌城的曆史上，曾經是大戶聚集之地。東西兩條相連的幾百米小巷，布滿了門上銅環、門前石獅的深宅大院。一幢門樓，走進去就是另一番天地。繞過木屏風，隻見天井高大寬敞，客廳可以抬轎進入，幽靜的廂房門窗、梁柱都用料考究，雕花精細。書院街最深的府第有六進之多。俗話說“天子九進，宰相七進”，書院街上那些年代久遠的書香門第，昔日主人的榮耀可想而知了。南昌古代三大書院之一的豫章書院坐落於此而使此街得名。南昌另兩大書院是東湖書院和友教書院。東湖書院始創於宋嘉定四年(1211年)，宋寧宗曾賜書“東湖書院”；友教書院也創建於宋朝，是與廬山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吉安白鷺洲書院齊名的江西四大書院之一。此外南昌還有十多所規模較小的書院。正是這一座座大大小小遍布於南昌大街小巷的書院，為這塊土地留下了深厚的文脈，為南昌人埋下了讀書的種子。
清代的許振禕算是在書院街居住過的達官貴人，他與李鴻章同出曾國藩門下，做過廣東巡撫、河道總督，寫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府第後來成了書院街上第四糧庫所在地。江西奉新人“辮帥”張勳曾是他的門人。張勳出道得益於他，是許振禕將張勳引薦給李鴻章。張勳發達了，回來拜見恩師，據說投了門敕後許振禕不允見。直到張勳脫了官服，換上便衣，自稱門人求見才得以進去。張勳倒台回鄉建的公館就在南接書院街、北連三眼井的友竹花園。張勳故居局部
北洋政府通緝張勳，新任大總統徐世昌發布命令：“免於追究。”張勳晚年投資工商、金融業，生意頗火；在家鄉對貧苦學生體恤有加，賑濟災民和孤兒。孫中山說：“叛國之罪當誅，戀主之情可憫。雖以為敵，未嚐不敬也。”孫中山畢竟大智大明者，對一個人下結論，可以把政治立場和人格區分開，不是非黑即白。
八
我在三眼井校廠西1號居住多年，父母仍住在那裏，我也一直在這一帶轉悠。友竹花園現在是“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館”，我兒子小時候在裏麵上幼兒園。三眼井另一端通到係馬樁，生前甘於隱居埋名的大畫家黃秋園就住在左近的桃花巷裏，而另一位同樣有隱士風的南昌藏書家王谘臣的藏書樓也隱逸在旁邊。南昌人的古雅和煙火氣，在這些閭巷裏潛移默化著。這一帶是如今相對落後的南昌老城區，尚留存一些老街舊巷，南昌人在這樣的居住環境裏也相對完整地保存著一些城市傳統的生活習慣。逢年過節，小巷一路走過去家家門口紅燭高照，爆竹的紅色碎屑鋪街，時不時還能看見門楣上懸掛的一麵紅木框的辟邪鏡。推三輪小販的吆喝聲與居民搓麻將骨牌的嘩啦聲此起彼伏。人在現代大都市化的步行街轉了一圈後踅進這些街巷，發現老南昌似乎還在。我每周六下午從現住的紅穀灘新區，經八一橋過贛江入老城陽明路，轉象山路，穿過東萬年巷、豫章後街、疊山路、下水巷、建德觀、後牆路、賜福巷、民德路、瓦子角、嫁妝街、孺子路，至六眼井下車，踅入幹家前巷。這一條老電影般的街道，發黑的老屋看似東倒西歪，卻店鋪密集，人聲鼎沸，煙熏火燎，南昌人在這條街似乎更本真，不拘小節且有些大大咧咧，完全可以在這裏拍中國式的《教父》，拍馬丁·西科塞斯的《窮街陋巷》。這裏依然是南昌人百年不變的市井生活，是草根南昌的原生態。由此橫豎貫通的校廠東、三眼井、友竹巷、書院街、象山路、天燈下、石頭街、都司前、筷子巷、係馬樁、永叔路、十字街等，依舊是南昌最市井化的老城。
南昌的“出國潮”，始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勞務輸出。不再是去伊拉克賺回電視、錄音機、冰箱“三大件”，而是去發達國家日本，賺東芝大彩電、音響、空調、錄像機、索尼相機，出國兩年還可以帶回幾十萬元人民幣。這等誘惑給南昌人以極大衝擊，到處都是想找門路出國“打工”的人，個個毛焦火燎，把這當作“發洋財”的捷徑。那時，二輕係統下的服裝廠，每年都有“出國”名額，那些廠的廠長一時尾巴都翹上了天。係馬樁有家集體製衣廠，廠長李大頭，檢修工出身，個兒矮，頭大，一臉麻子，年輕時找老婆都是“困難戶”，好在有個姐夫在二輕局當科長，李大頭托姐夫的“福”，當上了這個大集體單位的服裝廠廠長。服裝廠女工多，男工少，且多是幹縫紉機維修的“二等殘廢”，女工心靈手巧，大多瞧不起他們。李大頭當上了廠長，討上了老婆，從車間調到樓上坐辦公桌子了，輕鬆快活。家住繩金塔下的老董，個兒大，對家人蠻橫，人叫他“腦膜炎”。“腦膜炎”在繁華的洗馬池租店麵做生意，虧了老本。債主窮追猛打，“腦膜炎”隻恨上天無梯、入地無門，就動了送老婆蘭花出國賺錢的念頭。他便托人找李大頭“造角”(送財物疏通關節)，事成了，當然把老婆也搭上了。蘭花出國兩年，“腦膜炎”夜晚在係馬樁街口擺了兩年豬血攤子，有時見人坐到板凳上喝豬血湯，桌上放著“大哥大”，他就涎著臉說：“朋友，借我給家裏打個電話。”人家把“大哥大”推給他，“腦膜炎”手快，轉身一按號碼就打到日本去了，問蘭花賺了多少，讓她趕緊彙錢回來。“大哥大”的主人被豬血湯辣得半暈，卻不知“腦膜炎”趁人喝一碗湯的工夫，國際長途加漫遊，花了一大筆通話費。兩年後，蘭花回來，“腦膜炎”還清了債。一個冬夜，他用圍巾蒙臉跟蹤了李大頭，在沐英巷的公廁裏用一條凳子腿打斷了李大頭的腰。服裝廠後來倒閉了，係馬樁夜晚的路燈下，有個彎如大蝦的影子在擺豬血攤。當了時裝店老板的“腦膜炎”十天半月就會踱到那兒去，熟悉的氣息——蔥花、薑絲、麻油、胡椒、幹辣椒混合的香味，在空中浮動。“腦膜炎”神氣活現地叫一聲：“李大頭，來一碗豬血湯，多加辣椒哈!”那個大蝦般的影子忙應不迭，伺候大爺一般。